与少林寺结缘，屈指算来已三十三年。“当年满腹凌云志，而今无人不白头”。流年染白了双鬓，尘缘却扎根于心田，到如今竟仍是个未悟了的凡夫俗人。
    回想１９６４年９月，作为迷离光阴的过客，我从“冰点专业”（北大考古专业）毕业，被一纸调令发配到洛阳龙门石窟。风尘甫却，又下放到东郊白马寺大队，为时一年，去改造那个似乎老也改造不好的“思”。
    这白马寺村，因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而得名，二者仅一种之隔。村东约一公里，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始建的“汉魏洛阳城”遗址；村之南，紧依洛河，大概是曹植会见美丽的洛神，吟《洛神赋》的地方。村正西十二公里，就是隋炀帝始造的“隋唐洛阳城”遗址。处在这古文化遗址的四面包围之中，齐云塔的千古风涛，洛河的万古呜咽，却也不曾将我们从沉睡中唤醒。我们劳累，我们困苦，佛祖或洛神也未曾关照过我们。
    我们有时聚在齐云塔下，当月明之夜，倾听丁当的铃铎之声，无言无语，听凭这铃声去撞击我们的心灵。
    一年后，我“跳进”龙门。恰遇我的老师－－著名佛教考古专家阎文儒教授（１９１２～１９９４）率研究生王仁波到龙门做考古实习。师徒三人，乘国庆休假，乃作少林之游。崎岖悠长的古道，冷冷清清的山门，荒鞠破败的塔林，年迈枯痕瘦的和尚，瑟瑟秋风，颇有些凄苦之感。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德禅和尚（１９０７～１９９３），他目光炯炯，审视我们一会儿后，双手合十道：“欢迎你们！阿弥陀佛。”要知道，在那个火红的革命时代，“阿弥陀佛”是愚昧、迷信、唯心主义的同义语。
    岂料，参观结束时，阎先生郑重地对我说：“你研究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也要研究少林寺，研究中国佛教史……”我亦唯唯承诺。
    但是，八个月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如狂飙大作。１９６６年９月９日，我被打入“反革命”的十八层地狱，“罪状”有四：一曰“陆平（北大校长）的黑爪牙”；二曰“翦伯赞（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孝子贤孙”；三曰“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推销员”；四曰“修正主义的苗子”。学问是不可能做了。幸而从白马寺借来的《大正藏》史传部三卷书还完好地保存于我处，未被焚化。这三大本经书伴我度过了一段昼读古史、夜繁星的岁月。
    光阴似箭，天不绝人。
    １９７４年４月至５月，我终于带了两名助手，第一次到少林寺做为期两个月的考古调查。考古是考查古代世界的窗户，也是那个动辄得咎的年代的政治防空洞。攀缘古塔，摩挲古碑，捶拓拍照，夜以继日。登封县文管所的王雪宝同志，还陪我们爬上了少室山腰的“二祖庵”。当我坐上蒲团休息时，还吟了一首小诗：“攀峰揽翠上祖庵，摩碑临画叹壮观。一介书生蒲团座，敢笑惠可立雪前。”禅宗又一位“六祖”，即“南能（惠能）北秀（神秀）”之外的法如大师塔的发现，又使我吟出了“环寺青山山几重，面壁竭思思无穷。信得真时无为有，破其假处万事空”的诗句。
    此后七八年间，我多次考察嵩少，还步行到了永泰寺、会善寺、嵩岳寺、法王寺、嵩阳书院、中岳庙、石淙会饮处及观星台等地，亦曾下榻于少林寺“方丈室”（据说乾隆皇帝曾在此住过一夜），聆听德禅老师谈经说法，以心传心，嵩山夜话，闻所未闻。１９８０年８月的一天，我与助手亲自挖掘了塔林北部一块湮埋了不知有多久的塔铭－－明代少林寺住持拙庵性成禅师（１４４０～１５０１）塔的塔铭……
    我的佛教史研究工作，得到了北大周一良先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先生、黄心川先生等前辈专家的很多支持与指教。
    终于，我有机会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关于少林寺的一系列论文：《读禅宗大师法如碑书后》（１９８１年）、《少林寺与孔门禅》（１９８１年）、《禅宗北宗初探》（１９８３年）、《禅宗北宗续探》（１９８５年）、《从少林寺看元、明禅寺的住持制度》（１９８７年）等等，引起了国内外佛学界的关注。
    然而，当我的学院式的论著《少林寺史稿》刚刚完成初稿的时候，由电影《少林寺》引发的一股“少林热浪”正势不可挡。皓首穷经式的论著往往敌不过时髦的随笔，率尔的论文。一时间争说少林者大有人在。然而《文汇报》上刊出的《少林寺与少林僧兵》（１９８２年５月３１日），作者竟将李世民误为其父李渊；有的文章把少林寺元代高僧“福遇”说成他的师爷“福裕”；把风穴寺天台宗的七祖说成是禅宗的七祖……聪明文人制造的“文化快餐”迅速占领了市场。
    于是乎，我索性入下出书的念头，重新闭门修炼，四处参学。少林寺史是中国佛教史的一部分，必须扩大视野，然后方能反观少林。我们在河南陕县找到了菩提达摩的葬地－－熊耳山空相寺；在湖北黄梅县，查实菩提流支晚年移居到了黄梅多云山；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僧稠、道凭、灵裕开凿的石窟；在北京房山，查到了清代少林寺最后一位住持纯白永玉；在山东、山西、河北、陕西、云南、湖北等省，又了解到一批少林寺高僧在那里活动的情形……北上蓟县盘山，考察北少林寺遗址；南下福建莆田、泉州和福清，鉴别南少林寺之真伪……“纸上得来终觉浅”，我深切体会到了“走万里路”的益处。
    学海无涯，正果难成，但少林寺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终须做一次鸟瞰式的回顾。
    前人对此已做出了有益的工作。第一本《少林寺志》初稿，是由焦钦宠（字锡山，又号樗林）在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前后完成的。当时登封县叶封（字井叔）颇为支持其事，遂使“万斛珠玉收贮箧笥”。此后约五十年，焦钦宠之孙焦如蘅（字远倩）继承先志，对初稿加以裁酌，在知县施奕簪的支持下，于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定稿，次年刻版刊行，计四卷，五万余字。观此书旨趣，在于览胜，“峰峦苍翠，扑人眉宇，不啻卧游其际”，果其然也。
    二百四十年后，《新编少林寺志》，由登封县县志办十三位同志编辑完成，计分十章，总十六万字，并附以若干图表，资料较前志充实在三倍多。然惜其所录碑文，标点多错；古塔录目，年号、法名错者十余处；福裕的“七十字派”，亦错四字。
    自八十年以来，关于少林寺的著作，大约有三十多种，或谈文物，或言诗词，或论武术，或讲禅宗，各取所需，各擅所长，而整体性、基础性的研究则无人问津，对资料的真伪讹论，更极少鉴别，议论宏雄者多耳食之言，谈拳论棍者少根据之实，一时学风，多尚高论，狂解塞路，其可如何！
    我的做法，守笨守拙。先做资料长编。内含两大项：其一是收集、、整理现存于少林寺内外的碑刻、墓志、塔铭，用《金石萃编》、《金石续编》、《八琼宝金石补正》等金石著作加以校对、补充、注释；其二是将《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明高僧传》乃至文集中的少林寺僧辑出，加以考证、排列。其次是学习胡适、陈垣、汤用彤、任继愈等先生有关佛教史、禅宗史的论著，研究少林寺的问题，理这派（或宗派）上的脉络，时代上的特征，如此等等。
    中国千千万万个寺院，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研究少林寺、写少林寺呢？
    这是因为少林寺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
    唐初，中国禅学有四大流派，其中三派渊源于少林寺；跋陀－－僧稠系；勒拿摩提－－僧实系及菩提达摩－－惠可系。而菩提达摩系统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终于在湖北黄梅创立了中国徇有的“禅宗”。弘忍的十一位大弟子中，赫有名的道安及法如即在少林寺传禅宗。
    北朝时影响巨大的《十地经论》，是由“译经元匠”掊提流支、勒拿摩提、佛陀扇多等人在少林寺“翻经台”译出的。唐代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大师们的法脉，皆直承少林寺。
    少林寺慧光研究“四分律”，成为唐人律宗三大派（南山宗、相部宗、东塔宗）的鼻祖。义净力主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戒律”，其重要实践便是在少林寺设立小戒“戒坛”。
    唐末五代，天台宗传入了少林寺，今人却往往不知其事。
    北宋后期，少林寺“革律为禅”，真正成为一座禅寺。宋金时代，禅宗五派中的三派（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相继传入少林。
    金朝后期，以嵩少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愤世嫉俗的高僧与名士，“一长生铁脊，两片点钢唇”，融通儒释，创立了空前绝后的“孔门禅”。
    蒙元时代，福裕方丈中兴少林。他是宪宗及世祖皇帝信赖之人，担任主持全国佛教事务的“总统”。正是他发动了戊午年（１２５８）佛道大辩论。
    明代，少林武僧英通抗倭，名扬海内外。然而，少林武僧还参加了镇压霸州农民刘六、刘七起义，青州矿丁王堂起义，柘城盐徒师尚诏起义等等，却是鲜为人知。更鲜为人知的是喇嘛教徒也一度到少林寺传教。
    清代乾隆以后，少林寺日渐衰败。而“天地会”与少林寺的关系却又是一段颇为神秘难测的历史。
    １９２８年，石友三的一把大火，把这千年古刹烧毁过半，真是“末法时代”的降临。
    在少林寺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上，更有许多皇帝皇后，王公大臣，文人学士和异国僧徒活跃在这历史舞台的一角，演出了动人的故事，隋文帝、秦王李世民、武则天、新罗僧惠超、蔡京、抗倭名将俞大猷等等与少林的故事，都饶有趣味。
    这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在我们看来，已如过眼烟云。但它对于中国的历史，却是不可磨灭的一章。
    想那一批又一批高僧大德，兴亡继绝，针砭着世人的贪、嗔、疾、顽、疾，追索着心灵与自然界的圆融，改写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和审美情趣，补充了传统文化理性思维之不足，功德是无量的。
    而今的佛教，迈入了一条尴尬的胡同。佛教中缺乏振兴之杰，世人中偏多盲从之侣。有点知识的人，把佛教指为“迷信”；蒙昧之人则视“迷信”为佛教！
    而当我们在千变万化的现代生活中挣扎，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沉浮时，是否也盼望过“土”，乞求过“彼岸”呢？我们是多么需要“助人”和“自助”呵。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少林寺僧众和登封市文物及宗教部门对我多年所做学术考察的支持。少林寺住持和尚永信法师对本书的出版深表赞赏和关注，堪称我与少林寺结缘的新篇章。

作者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３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