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仓修良教授访谈录

怀 远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仓修良先

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年，著述甚丰，涉及史学史、方志学、谱牒等各个方面，主要著作

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章学诚评传》、《方志学通论》、《文史通义新

编》、《爝火录》，主编有《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史记辞典》、《汉书辞典》等。最近，山东教

育出版社又将他所写论文选录六十余篇，编为《史家·史籍·史学》出版。笔者特就有关问

题对他作了专题访问。

    问：几十年来，您坚持中国史学史研究，涉及的面相当广泛，对章学诚更情有独锺，出

了不少成果。是否可以着重谈谈这方面情况?

    答：我对章学诚的研究，几乎持续了40年之久。从研究史学史以后，就一直以他为主轴

而向外辐射，因为他不仅是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而且是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他对文学、

哲学、校雠学、谱学等方面亦多有建树。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他的史学理论与刘知几齐名，

但是他一生非常坎坷，死后又一直被人所冷落，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

佩；他的治学精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他

的一生“不作违心之论”，“生平为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41岁方才考取进

士，9年后的冬天，“已垂得知县”，又决计舍去。若从生活考虑，一个知县养家活口自不成

问题，然而一旦做了县官，自己所好之文史校雠将如何处置?经过比较，最后还是弃了县官之

位，以继续自己的文史校雠之业。仅此两点，今天能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由于他所从事的是文

史校雠之业，因而养成了他好辩的习惯，当然也就得罪了许多人，以至死后也得不到公正的

评论。直到新中国建立后，这种情况也未得到改变。诚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倪德卫在他所

著《章学诚的一生与思想》一书中的批评：“他们有的只是认识到章学诚学识的一部分，有的

甚至误解。章氏一直没有被很好的理解，对大多数人而言，章氏只有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不

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思想家。”这个批评，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有人说章学诚在考据上斗不过

戴震，所以就拼命贬低戴震，为此我写了《章实斋评戴东原》，指出章学诚对戴震是褒大于贬

的，那种贬低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当时真正认识戴震学术价值之所在的正是章学诚；有许多

人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产生误解，我则写了《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明章学诚

当时论述“六经皆史”的社会意义；有人说章学诚不是浙东学派(史学)的成员，我便写了《章

学诚和浙东史学》，指出章学诚是名副其实的浙东史学殿军；有的学者认为章学诚所提出的“史

德”，已经包含在刘知几的“史识”之中，我又写了《“史德”、“史识”辨》一文，指出“德”

与“识”属于不同概念，“德”是指行为规范，道德品质，“识”则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

实、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众所周知，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提出过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豪言壮语，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就不再看到

有历史学家提出“成一家之言”的要求。我从章氏两篇佚文中发现，他竟也曾提出要“成一

家之言”的目的，由于佚文长期未被学者们看到，所以我又写了《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

指出他要成一家之言的途径与司马迁全然不同，他要通过自己的文史校雠达到此目的，而且

他这个目的是完全实现了。

    问：我国古代史书，有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各种体裁，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但“学案体”似不太受到重视。对“学案体”应当给以什么样的地位，您有企么看法。

    答：由黄宗羲创立、全祖望完成的“学案体”，是我国封建社会史学家创立的最后一种史

书体裁，但诞生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海外有些学者先后发表不少文章，

但是，他们不是从历史编纂角度着眼，而是偏重于从学术思想史内容去找源流，很少考虑这

种“学案体”的结构组成。美国有位学者还仅从“学案”这个名词来探源，因而把明万历年

间刘元卿所作《诸儒学案》看作是“学案体”的首创。为此，我先后写了《要给学案体以应

有的历史地位》、《黄宗羲与学案体》、《历史学家黄宗羲》等文，明确指出，“学案体”史书是

属学术史，但是，所有学术史著作未必都是“学案体”，因为作为一种史书体裁的“学案体”

是由几个特定成分组成的，正像纪传体史书一样，单独的人物传，谁也不会承认它是纪传体。

而在分类上那种把“学案体”附在传记一类的做法也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史体与人物传

记是根本不同的。

    问：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史学家很少有人研究介绍，您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今后有什

么打算?

    答：我早就有过想法，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学家逐个加以研

究，让他们的事迹和贡献，也能够得到发扬，而不至于长期被埋没下去。如应劭的《风俗通

义》，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学术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见解，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常璩的

《华阳国志》，保存了方志早期阶段地记的许多著作形式，因此，它成为研究地记的内容与形

式不可多得的著作；颜师古一生为《汉书》作注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班固的功臣；郑樵以

个人之力编著《通志》；洪迈的《容斋随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笔记，许多史学观点都

很有见地，因毛泽东同志晚年读了此书，所以一段时间里成为热门书；胡三省是一位爱国史

家，他以一生精力为名著《资治通鉴》作了详注，为后人研究《通鉴》提供了方便；明代王

世贞，长期以来一直以文学家著称，其实他还是一位有很大贡献的史学大家；与王世贞同时

的胡应麟，是位杰出的辨伪学家，他撰述了我国首部辨伪学专著《四部正讹》，是我国辨伪学

的奠基人；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以一个人的力量，编著了长达四百万言的明代编年史，

一稿被盗后，他已年过半百，强忍悲愤续写，其精神实在感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清初被称为海内三大奇书之一；全祖望、万斯同、邵晋涵都是“浙东学派”重要成员，赵翼

的《廿二史札记》乃是读史入门之作，如此等等，都吸引着我化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可与

读者共同享受此中乐趣。

    问：您对地方志很关心，对什么是地方志，它的起源、体例也多有自己的观点，能否谈

谈?

    答：方志学是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因而得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因为方志既然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分支，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那么要研究它

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把它放到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找出产生的原因，发

现每个阶段不同的特点。可是，许多研究方志起源的文章，是脱离社会发展条件，孤立地大

谈方志起源。因而有起源《周官》说，起源《禹贡》说，起源《山海经》学等等，直到现在，

这些说法从未中断。为此，我80年代就先后发表了《论方志的起源》和《再论方志的起源》

等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讲过，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

上的反映，研究方志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观点。我照此办理，很快摸清了方志的起源和发展规

律。大量史籍记载说明，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史家都称之为“郡书”、“郡国之书”、“郡

国地志”等，这就表明，它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它的发展也正是沿着

这样的道路，所以后来就有府志、州志这一类名称。根据我国秦汉以来社会发展概况的研究，

我们得出结论——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况且史书对此也早有确切得记载。令人不解的是，

许多人也都知道这些材料，就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其实《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就提

到了地记这类著作，还是由统治者提倡而开始的。光武帝刘秀，为了宣扬自己的家乡，诏撰

了《南阳风俗传》，这么一来，各地纷纷仿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总结性地指出：“郡国之

书，由是而作。”这就是说，地方性的郡县著作，从这个时候便开始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

的地方志初级形式，这种地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盛行。可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社会政

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图经遂取代了地记而行使其历史使命，方志发展便进入第二阶

段。直到宋代，方志才逐渐定型，成为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志，这就是方志发展的第三

阶段。可见方志是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及发展规律的，特别是三个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特点。至

于为什么在发展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名称，可以说从来无人问津，似乎各种名称都是理所当

然，并无研究之必要。事实上方志既然是一门学科，自然也就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

只要大家稍作留意，就可以发现地记、图经和成型的方志有其明显的区别，即使成型后的方

志，亦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时代烙印。

    问：我国谱牒十分丰富，对研究我国封建时代的历史文化很有价值，现在这方面的研究

状况怎么样?

    答：谱牒文献同样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研究我国封建时代的历

史文化提供许多无可替代的重要史料。可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这门

学问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谱牒被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家谱，毫无疑问属于封建糟粕，

几乎无人敢于问津。然而在海外，如美国、日本的许多汉学家，却一直在收藏、整理和研究

谱牒，台湾不少学者也一直在研究，还两年举行一次族谱研讨会。80年代以来，大陆有些学

者也开始着手研究，陆续发表一些论文，这是可喜现象。但我在阅读海内外学者一些论著时，

却发现不少问题很值得商榷。如有的把谱学直接说成是家谱学，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有的离

开时代条件来谈谱学的产生；有的把西周铜器铭文上的世系表说成是私家之谱，把司马迁《史

记》中的《太史公自叙》和班固《汉书》中的《叙传》都一律说成是“自叙家谱”；有的相信

并宣扬某些家谱中将传说中人物作为自己的始祖；更有许多文章将某些家谱中伪造的历史，

不作任何考证，就把它作为可靠的信史而不加宣扬，并且鼓吹是新发现等等。为了澄清什么

是谱学及其产生、发展诸问题，我特地写了《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论谱学研究

中的随意性》等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又带有辩驳性质。说到这里，我深深感到学术评论之不

易，文学、史学如此，方志学、谱牒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问：这些年来，您在史学史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能否谈谈您的治学

经验和方法?

    答：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有两点体会，第一，作学问不可赶风头，因为风向长变，永远

也赶不上。章学诚说得很有道理，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切忌随波逐流，要做到“世之所重，

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

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做学问必须按照

自己的志趣、爱好和条件去努力，千万不可见风使舵，以趋时尚，否则就很难把自己研究的

问题深入下去。第二，从不贪多，一切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

限。这里再引章学诚的话来说明，他告诉大家，“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

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

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这就是说，要

想学术上做出成就，没有这种“善弃”的精神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不分主次

地样样都研究，结果将是样样都研究不好。所以必须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珍惜光阴，刻苦

奋斗。有的青年朋友问我，既要研究史学史、文献学，又要研究方志学、谱牒学，精力是否

分散?我回答说，看起来确实是好几门学科，但它们之间，却是互相关联的，况且都是同出一

源，方志学、谱牒学本来就是史学的两个分支，研究起来往往可以起到互补的效果，因为都

无须另立门户去研究。对于应酬之类文章，我也并非一概拒绝，而是往往借应酬文章来发表

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是若与研究范围无关，又不能借题发挥，则一律不写。只有这样，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