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
李解民
2000年8月19日至8月22日,“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达院
宾馆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考古文
博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韩国、挪威、匈牙
利、新加坡等国家的一百多名学者出席会议。李学勤、李伯谦、安乐哲(Roger
T。 Ames)、马承源、谭朴森(PauI Thompson)、池田知久(Tomohisa lkeda)、裘
锡圭、艾兰(Sarah Allan)等先后主持会议。
展示近年来中国新发现的简帛等出土文献资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考古、文博工作者向会议报告了八批出土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情况。
一、上海博物馆马承源等介绍馆藏战国楚简。这批楚简是5年前从香港收
购来的,共1200余枚。经整理,发现涉及81种先秦古籍;另一整理者李零认为
所涉古籍在100种以上。其中有《易经》、《诗论》、《子羔》、《缎衣》、《鲁邦大旱》、
《孔子闲居》、《乐书》、《性情论》、《颜渊》J曾子立孝》、《夫子答史糟问》、《赋》、
《子路》、《四帝二王》、《曹沫之陈》/武王践昨》、《彭祖》等,少数有传本,但差异
较大,大多今已失传。竹简时代与郭店楚简大致相当,内容较郭店简更为宽泛、
丰富。会上着重介绍了一组定名为“孔子诗论”的竹简。上博为会议带来了包
括《孔子诗论》在内100多枚竹简的简影彩版。当年为收购楚简立了大功的香
港中文大学教授张光裕谈了亲身经历和体会。
二、湖南博物馆陈松长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藏简犊。该馆收藏简犊
259枚。其中战国楚简10枚,内有1枚书写《缎衣》文字,1枚书写《周易》文字。
其余绝大部分为汉简,包含日书、奴婢凛食粟出入簿、河堤、序宁、遣策等5种。
日书简109枚,可分为归行、陷日、取妻出女、禹须臾、稷辰、玄戈、吏篇、日夜表、
于支表共24个篇章,有“孝惠三年”的纪年,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存在对应
关系,是秦汉书数术资料的新发现;奴婢凛食粟出入簿简69枚,有“元凤二年”
的纪年,是对西北简犊簿籍文书的重要补充;河堤简26枚,记载有关江河堤坝
规制,可与《九章算术》相印证;序宁简14枚,因各简均书“序宁”二字而命名,
其中有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的纪年;遣策11枚。另有1枚东晋木犊,上面既有图
像,又有长篇关于解除的文字。
三、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春龙介绍慈利楚简。慈利楚简,1987年6月出
土于湖南慈利城关镇石板村36号战国墓,竹简登录多达4371号,墓葬年代为
战国中期前段。简文具有鲜明的楚系文字的特征,内容主要是先秦古书,己发
现传世古籍《国语风吴语》、《逸周书》《大武》等文字,还有可能是《管子》、《宁越
子》等古书的侠文。
四、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国定介绍新蔡楚简。新蔡楚简,1994年8月出
土于河南新蔡李桥镇葛陵村东北的一座楚墓,总数达1300余枚。墓主是战国
中期的楚国封君——平夜君成,墓葬年代为公元前340年左右的楚宣王时期。
简文内容大多是卜篮祭把祈祷的记录,与望山、九店、包山楚简中的有关文字
极为相似,祭祷对象有楚文王、平王、惠王、简王、昭王、声王、平夜文君、子西
等。另有10余枚遣策。
五、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郝本性、赵世纲介绍温县盟书。温县盟书,指
1980年3月至1982年6月在河南温县东北晋国遗址采集到的写有墨书文字
的石片,内容为盟誓文书。已从中选出4383片进行整理,发现其内容、用语、体
例等均类似侯马盟书,年代也相近。赵世纲认为:盟辞“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
的纪年相当于晋定公十五年(前497),该遗址当时属韩,主盟人为韩简子。
六、湖北荆州博物馆王明钦介绍王家台秦简。王家台秦简,1993年3月出
土于湖北江陵荆州镇邱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共计813枚。简文内容有《归
藏》、《效律》、《政事之常》、《日书》、《灾异占》。《归藏》简394枚,约4000余字。
它的出现,轰动了学术界,使《归藏》这部亡供已久的上古易书重见天日。《效
律》简96枚,与睡虎地秦简《郊律》简基本相同,对校定后者顺序有重要参奏
值。《政事之常》简65枚,采用图表形式诠释类似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斗
一段话,对校订、理解《为吏之道》有关文字以及探索秦代政治思想与五行学
之间关系均具直接意义。《日书》简数量最多,大部分与睡虎地秦简相同,周
比勘。《灾异占》简不见其它《日书》资料,与京房《易传》和《易飞候》的文字肩
似之处。
七、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介绍虎溪汉简。虎溪汉简,1999年6月
8月出土于湖南沉陵城关镇西部的虎溪山1号汉墓,约1000余枚。该墓墓
为长沙王吴臣之子吴阳,系第一代沉陵侯(前187一前162年在位)。简文戍
初步分为黄簿、食谱,日书等三类。黄簿简170余枚,记载沉陵侯国的道1
邑、人户、田土、赋税、牲畜、船只、武器等基本情况;食谱简,也称“美食方’、
载饭菜的用料、制作方法,有“为中桨饭方”、“为中黄饭方”、“为稻黍方”、“大
养茨酸羔方”等;日书简800余枚,有“阎氏五胜”的篇题,内容有别于睡虎j
放马滩秦简《日书》,记载许多秦未汉初的事件、人物,如“陈胜反攻秦”、“楚
军项籍助赵”,“攻秦矩鹿章衔(邯)降项籍以八月西略秦”等。
八、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昌平介绍孔家坡简犊。孔家坡简犊,2000一
月出土于湖北随州孔家坡8号汉墓,有785枚。其中数术筒703枚,内容基
同于睡虎地、放马滩秦简《日书》,可以互相比勘;历谱简78枚;木犊4枚,其
1枚写字,可能是告地策。李学勤在会上当即提交《随州孔家坡8号墓的年
学问题》一文,根据木犊“二年正月王子朔”的记载,论定墓葬时间应为淮南
王刘长二年,即汉高祖十二年(前195)。
会议组织了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式法》、郭店楚简的两个专题研讨。与
代表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表看法,提出质疑,气氛活跃,场面十分热多
对上海博物馆介绍的楚简《孔子诗论》,裘锡圭怀疑其中释作“孔子”的那个
文应释作“卜子”。卜子即卜商,亦即孔子弟子中以文学见长的子夏。李学勤
持裘说,并作进一步论证。围绕王家台秦简《归藏》,引发了关于周易、三易的讨
论。对卦画的源流演变,有人认为“周易,的卦画是从“数字卦”变化而来的,有
人贝(认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周易、圭、画另有源头,本来就是用一长横表示阳交
和用两短横表示阴交的。对。文物》2000年第7期发表的《马王堆帛书<式法>
释文摘要,一文,有的学者就《式法)的释文、定名等提出补正、商榷。
如果以190i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在新疆楼兰遗址采获魏晋
简犊为起始的话,中国简帛的现代考古发现己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目前采获
的简犊,数量己超过15万枚,其时间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直至公元4世纪
的东晋,种类包括楚简、秦简、汉简、吴简、魏晋简等。西北简犊与殷墟甲骨、敦
煌文书、故宫档案,曾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古史资料的四大发现。简帛作为书写
材料和文献载体,在公元4世纪以前的古代中国被长期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因此,出土简帛所传达的信息是多狈(面的、全方位的,其原始性、真实
性是许多传世文献所无法比拟的。随着出土简帛日益增多,它越来越成为传世
文献的重要补充。仅以出土简帛所涉古籍而论,已经涵盖“汉书·艺文志)的六
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伎各个门类,不但发现“汉志)虽载而已亡侠的诸
如《齐刊、子》之类的古书,并且出现大量“汉志,不载的诸如“归藏,之类的图书。
新发现层出不穷,前景未可限量。诚如艾兰所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古籍的发
现是稀罕的事情,这类古籍的真实性也每每受至(质疑。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贡
献之一,尤其是在最近三十年,就是发现了许多古籍。有些是传世文献的早期
的本子,有些是完全不知道的或仅知其名的文献。这些文献及其考古学的背景
与内涵,为我w=提供了古代中国文学、思想、语言以及失传了近两千年的文字
发展的知识。它I=改变了我I=关于古代中国研究的所有方面的认识。确实,我
”=突然处于一个崭新的H4【t——我fII可以开始提出刀;些需要几代学者的细致
工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根据新出简帛,部分修正改写古代历史文化,重新审视
评估传世文献典籍,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1998年5月22日至。26
日,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受鲁斯基金会及该校资助,艾兰和韩伯禄主办了世界
首届关于郭店楚简“老子)的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的举行,充分显示了海夕)学术界对中国新出简帛价值的高度重视。中国简帛学,业己成为国际汉学中一个
最耀眼的亮点。
中国现代出土的简帛,不但属于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文化遗
产。令人高兴的是,简帛整理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已经展开。自1993年以来,
中美两国学者联手对河南温县盟书进行整理。在本次会议上,哈佛大学罗凤鸣
(Susan R。 weid)和达慕思大学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报告了整理温县盟
书摄影成像的方法和成果。报告具体介绍了图像处理的四个步骤:拍摄、数字
化、调整图像、建立数据库,并阐述了如何应用这种技术建立出土文献的数据
库和网站,进而展开网上研究。通过合作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元疑会对国内的
简帛整理研究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有关国家、地区的合作,也是最终完
成诸如整理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等重大项目的必经之路。本世纪初出土的大量
敦煌汉简,至今沉睡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库房中。已有学者酝酿通过国际间的
合作来进行整理。30年代出土的10000余枚居延汉简,现在保管在台湾中研
院史语所。而70年代出土的20000余枚居延汉简,则收藏于甘肃文物考古研
究所。海峡两岸有关学者经过交流沟通,达成合作意向:先分头整理出版各自
手头的简犊,再按统一体例联合编撰《居延汉简集成》。这次会议,百余位专家
学者聚集一堂,共商简帛整理研究大计,是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简帛整理研究
者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一种好形式。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在区域上具有较广泛的国际性,在学科上涉及多种
门类,既有考古学家、文博学家,也有古文字学家、文献学家,还有历史学家、哲
学家等等。简帛从发现到出版公诸于世而进入多方位的研究,是一个艰难复杂
的系统工程,学术性强,技术性高,环节多,需要有关各方专家协同工作、互相
配合,缺上不可。简帛最初的发现,往往经由考古工作者之手,这就给考古工作
者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考古工作者应该具备识别、发掘、处理、保护简帛文
书的基本素质和技能,决不能轻易再让简帛文书损毁消亡;并要具备在最佳时
机摄录简帛上所载以文字图像为主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和手段,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留下简帛上的文字图像是第一重要的。同时,也给古文字学家以及文
献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应尽可能多地了解、掌握
有关的考古知识,重视阅读相关的考古报告,弄清资料的考古背景。不同学科
专业的沟通渗透,文物考古工作者、古文字学者、文献学者、历史学者、哲学工
作者等的联手合作,是保证高质量、高水平完成简帛整理工作的前提。“夏商周
断代工程”多学科共同攻关的经验,也为简帛整理研究提供了效法的范例。
新的简帛层出不穷,可是得到整理出版的并不多,许多几十年前出土的简
帛还难以在短期内出版,甚至百年前出土的敦煌简至今仍尘封于密室之中。简
帛的整理出版呈现严重滞后状态,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整个简帛整理研究的
发展。艾兰指出:“这些材料是人类历史,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参加
此次会议的学者,来自许多不同的学科专业,代表不同的学术传统。正如新发
现的文献给我们带来了新机会一样,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最
基本的如何拼复原文、如何隶定文字,到最抽象的如何阐述文义及其历史意
义。这里的大部分材料尚处在正式发表前的准备阶段。本次会议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了解整理、出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问题提得很有现实针对性,表达了
中外学者的心声。出土简帛,从质材角度看是文物,从内容角度看是文献,完整
的整理出版,必须兼顾好文物和文献两个方面。就某一批简帛来说,编撰一部
体例规范、材料齐备、质量合格、设计科学的书稿,诚非易事,需要考古工作者
和古文字学者的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两者不可偏废。目前,这方面存在严重脱
节现象,可以说是造成出版滞后的主要原因。 70年代集中专家整理出土简帛
的办法,收到显著成果,值得借鉴。另一方面,缺乏胜任出版工作的专门机构,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学术性高、专业性强,也对出版机构提出了特殊的要
求。这方面理想的出版机构,首先要有熟悉简帛书籍出版流程的编辑人员,同
时拥有相应的技术设备,具备处理包括图版、文字、考释、索引、发掘报告等多
种形式书稿的能力,不但能出版纸质书籍,而且能建立数据库和网站。显然,中
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出版机构。长期以来出版过多部简帛书籍的中华书局、文物
出版社,此次应邀派代表出席会议参与探讨,应当是促使问题解决的一个有效途
径。
简帛文献的整理出版,作为国家文化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理所当然
地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1992年6月25日,当时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小组在《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指出:‘“在今后
10年内,将出土古籍列为一类,以便加速整理出版出土的古籍。 70年代以来,
新出土了许多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犊、帛书,和一些中古历史文献。这些出土古
籍的被发现,为研究战国秦汉历史、古代法律史、经济史、科技史、军事史等提
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特将一批出土古籍列入规划,并需会同各有关部门,推
动并加速此类珍贵文献的整理出版。”这一有远见的调整,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正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下,简帛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希望今后
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并采取若干切实措施,例如组建专门的机构来统一承担简
帛的整理出版,在充分发挥国家宏观组织、调控作用的前提下,注意广泛调动
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我国简帛整理出版事业的更大发展。
2001年8月,中国史学会、长沙市人民政府等将举办“百年来简帛发现与
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果说北京会议是20世纪简帛界最后一
次盛会的话,那么,长沙会议将是新世纪简帛界的第一次盛会。衷心祝愿会议
成功,祝愿中国简帛的整理研究在21世纪有一个好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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