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集一代诗歌作品的成功之作肇始于清代的《全唐诗》。近年赓续为之，上起太古，下迄近世，陆续编纂出版，给予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极大的便利。宋词历来与唐诗鼎立并称，然而由于历代词籍零落，极少传刻，直至晚清以来词学昌盛，才有唐圭璋先生不惮艰难，先后编纂出版《全宋词》和《全金元词》，集宋金元词作之大成，人所艳称。近年《全明词》和《全清词》的编集先后启动，今后陆续出版，行见历代词家作品蔚然汇为全集，这是词学爱好者的福音。
    追本溯源，词应该自唐代开始。《全唐诗》附载唐五代词作，20世纪30年代林大椿补辑编成《唐五代词》，近年张璋、黄二先生进一步补缺拾遗，编成《全唐五代词》。前后三书的编纂出版，为整理唐五代全部词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四先生进一步搜罗遗佚，辨证是非，编纂的《全唐五代词》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体例严谨，搜罗齐备，考证严密，可称20世纪对唐五代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俨然为全唐五代词定本。这里仅就以下几方面略加分析，以见其成功之处。

     一、作品宏富
    汇集一代诗文，名之曰“全”，自然要求名实相符。中华版《全唐五代词》分正续二编，正编收唐五代作者80人，另有无名氏若干，加上敦煌曲子词，共计有作品1963首，此外并有存目词；副编收80余人及无名氏若干，作品847首， 正副两编合计达2800多首。此前《全唐诗》附录800余首，林编1100 余首， 张、 黄编已有2500余首。此编增多300来首，包括后人误收、误认及伪托之作，数目似乎不多。 但是我们知道，唐五代词除宋人笔记小说外，后世仅寥寥无几的若干词选还有收录、文人词话时有论列而已，外此各书很少论及。经过林及张、黄二编先后搜罗，已经很少漏略。此编能于几乎无可为力之处更上一层楼，足以看出编纂者在掌握文献和辛勤摭拾方面确有不可及之处。
    本编辑佚补缺取得如此佳绩，显然在于搜集资料十分齐备。书前有《引用书目》，遍及四部，从诗词古籍、史乘方志、笔记小说到当代论著，列出550多种， 数目几乎与《全宋词》相埒。其中包含许多所谓善本，如今都在各馆珍藏，阅览这些书既费时间，又费精力，而且不能予取予求。即使晚近出版的普通书籍也不是唾手可得，例如民国初年江山刘毓盘在北京大学词学讲席，1925年秋印行《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作为讲义，由北京大学排印为4册。此书不公开发行， 流传极少，即使在当时，赵万里先生也还是从友人处借读，如今更难得一见，林和张黄二编都未引用此书。再如孙人和先生任教于中国大学期间编印过《花外集》和一些讲义，其中有《阳春集校证》，据校各本颇有今天很难见到的善本。此本几乎无人知晓，编纂者获见湖北图书馆藏本，得以校录异文。从引书数量大，异本多，可以窥见编著者工作量之大，网罗放佚之勤。

    二、编录精审
    编纂一代诗文全集第一求其详备，第二则求其精审。仅仅抄录作品，不加辨证即汇编成书，难称佳作。所谓精审，一是辨别作品的真赝，二是校订文本的讹误。在唐五代词而言，这些工作有很多特殊的困难。
    第一是作品的归属问题。一般认为词起于唐代，然而唐五代词别集，除南唐二主和冯延巳有专集以外，其他各家未见传本。当我们不得已而只能从各书中辑录各家的作品时，往往是各书说法不同，一首作品会归给几个不同的作者。没有爬梳整理的功夫，必然要导致真赝杂揉，各家互见，莫衷一是。学者对唐五代词作归属的鉴定往往是见仁见智，意见不能一致。例如冯延巳虽然有《阳春集》传世，但是其中很多作品与他人互见，学者屡屡有所论述。《词学》（第七辑）载曾昭岷先生《冯延巳词考辨》一文详加论证，力求折衷一是。而施蛰存先生加按虽然许为精审，但是意见却有异同，认为欧阳修、冯延巳乃至二晏词别伪存真都非易事，不可能办到。甚至在看起来无可置疑的地方，也会出现异议。例如《花间集》所载各家作品一般确信不疑，其中温庭筠的《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一首明刻《草堂诗余》署名“何籀”，一般不予理会，此编也是如此。但是《词学季刊》二卷四期载杨易霖先生撰文根据其余十三首起句都是仄平，唯独此首起句为平平，断为宋人羼乱《花间集》的例子。
    第二是诗词的划界问题。一种文体初起时的作品格式往往不很明确，很容易跟其他文体混淆。没有当时编定的专集，就很难确定当时认定的文体格式。唐五代词流传到今天，只有《花间集》和敦煌的《云谣集》算是早期词集原本，保留下若干词调的格式。除此之外，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只能根据有没有调名、是齐言还是杂言、有没有前人的记载和鉴定等等因素间接地判断。调名可以跟诗题混淆，像《梁州诩词》、《步虚词》、《采莲曲》等名酷似词调，然而一向归入乐府诗。齐言不见得都是诗，《杨柳枝》、《竹枝》、《浪淘沙》等归入词，都是齐言。宋人甚至说初期的曲子就是把诗加上泛声唱散，后来把泛声填实就成为长短句。杂言也不都是词，像《秋风清》、《一七令》、《章台柳》等开始都不算作词，在乐府诗中杂言体本来就很普遍。前人的记载和辩论往往并不认真，而且说法不一，若非如此，副编作品的数目也就不会近乎正编的一半。
    这两个问题是编纂《全唐五代词》的两大难题。此编许多作品都有归属的辩证，历述文献中的不同说法，经过编纂者的考证和分析，最后确定它们应该归给哪个作者，应该是诗还是词。正编的许多作品都有“考辨”项目，对归属作说明，而且重要作家几乎都附有需要考辨的“存目词”。副编的作品归属有异说，篇篇需要花费精力予以鉴定。编纂者的考辨不仅引证不同的书籍，而且比较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这些考辨和说明包含着编纂者的许多研究成果，是中华版《全唐五代词》最费精力、最见功力的地方。
    《全唐五代词》收录的作品附有校记，校勘工夫细密、入校资料广泛也是此编的精彩之处。我们知道，除李后主外，唐五代重要词人是温庭筠、韦庄和冯延巳。此前多年，曾昭岷先生已经比勘各本出版《温韦冯词新校》，以此深入研究为背景，校勘工作做起来自然惬心贵当。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编纂者对文献资料的版本有深入的研究，许多古书都不只使用一个版本。例如《花间集》10个本子，《尊前集》5个本子，《南唐二主词》达到12个本子，唐人诗集大都是两三个本子， 笔记小说也是尽可能检阅几种不同的版本。最值得称道的是正编卷二所收易静的《兵要望江南》词，用5个不同的版本互校，列出校记。5个本子南北迢遥，庋藏异地，没有充分的调查就无法尽收眼底。敦煌曲集中了海内外现已出版的各种版本，吸收各家校勘之长，重新写定。《尊前集》和《金奁集》本来已有朱氏刻本，此编又采用明清各本再加比勘。特别是明顾梧芳刻《尊前集》久已无人提起，《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仅著录为“明刻本”，此编确定为顾梧芳刻本，可谓有识。

    三、正副分编
    《全唐五代词》的正编和副编分开，这样处理有得有失，容易引起异议。正如编纂前言所说，误 入和伪托之作不便作为正文，适于作为附录由副编收容。如果即此为止，当然无可非议。然而副编也收此编定其为诗的作品，这就加重了编纂者诗词划界的标准和鉴定结论的负担。因为，如果把一家作品放在一起，读者一览无遗，同意编纂者的意见自无话说，不同意编纂者的意见也便于比较研究作出自己的结论。如今劳燕分飞、参商不遇，一旦判断失误，本来是词的作品就被剔除在外，读者前后 同看才能得其全貌，不便于掌握作家的全部创作。然而，如果把可以确定为诗的疑似作品附录于正编作者名下，那么在作者没有其他词作传世时正编并无其人，无处附丽。如果这样的作者也正在编立目出条，正编的作品必然是诗词混杂，真伪不辨。如果疑似作品在正编有其作者时附入正编名下，无其作者时归入副编，不仅全书体例不统一，而且不便于比较同类作品的性质。在《全宋词》中诗词混杂的现象不严重，这样处理问题还不明显。但对《全唐五代词》而言，如此处理就不便于观察诗词划界的标准。照顾作家不能照顾作品，照顾作品不能照顾作家，在诗词界限还不明确的情况下，编全唐五代词很难两全其美，怎样处理都是有利有弊。
    唐五代作品属诗属词的辩认，文献记载往往不一致，今天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知道，尽管后世所谓自度曲，可能仅仅是句式长短参差的徒诗，唐宋正规词作归根结底是曲子词，也就是歌词。既是歌词，就是为配乐而作，应该根据乐曲定性归类。我们都知道词乐是隋唐以来兴起的所谓“燕乐”，根据宋蔡元定所说，燕乐乐律颇有特点。然而唐宋燕乐曲谱无多流传，无法用以鉴定与其相配的歌词。宋词一般有公认的调名作准绳，有杂言体式，容易与诗区别，却也还有《醉翁操》等琴曲混杂在内。至于唐五代作品，有调名与诗题难以分辩的情况，有与后世调名相同、体式不同的情况，诗词划界十分困难。即使在宋代，郭茂倩所谓的近代曲辞，王灼所谓的今曲子，到底是不是一概以燕乐为曲，以及他们能否准确地判断所有的作品，也很难说。例如《碧鸡温志》经常根据句式不同推测当时的歌曲非旧曲，并未看到旧日曲谱，足证唐代旧曲情况到底如何王灼已经隔膜。在词乐久已断种的千年之下，没有充足的乐曲资料，仅仅根据现有的文字片断进行推测，恐怕断语的准确性连宋人的程度也达不到。这个本质问题一直不能解决，词学工作者意见不能统一也就不足为奇。
    情况如此，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全唐五代词》会一劳永逸地划定诗词的界限，更不能指望其处理意见处处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称赞编纂者知难而进的精神，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尽可能地汇集有关资料，经过认真研究，说明理由，最终得出结论。正编有些作品不得不在说明理由之后存疑待考，副编作品则一一引证文献说明予以排除的根据，在今天而言，这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指出的线索，为我们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四、百尺竿头
    我们称颂《全唐五代词》是空前的佳作，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无美不备。首先，随着现代化的电子手段的发展，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古籍数据库。已有的和未来的全集之作，都会受到现代化的电子手段的检验，证明它们的成功，补苴它们的不足。唐圭璋先生纂辑于前、王仲闻先生磨勘于后的《全宋词》是公认的佳作，经过林玫仪教授用电脑编程曾检查出若干失误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次，新资料的发现可能补充作品，也可能修正观点。敦煌写卷不断公诸于世，我们期待有新作品出现。个别文献的版本也会有新发现，例如明万历顾梧芳刻《尊前集》，明末毛氏汲古阁据以翻刻。昔年汪兆镛曾撰文盛推毛氏汲古阁刻本之佳，以为胜于朱孝臧所见的明抄本。追本溯源，顾本应更为佳胜，然而世人久已不见顾本。此编所风系国家图书馆旧藏本，只存下卷。国家图书馆编录新藏，发现两析之上卷，《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尊前集》已将上下两卷异文及时录入校记出版。
    根据各书辑录散见作品，所使用的各种古书本身也有版本差异，甚至今时传本未必就是原书。譬如此编根据《花草粹编》引《北梦琐言》录入王衍的《醉妆词》，注明今本《北梦琐言》无此则。按：据袁本《郡斋读书志》、缪刻《北梦琐言》孙氏自序、《直斋书录解题》、《宋史》孙光宪传，《北梦琐言》是30卷，但是今本则为20卷。宋人所引《北梦琐言》颇多出于今20卷本之外，叶德辉曾根据《太平广记》等书辑《佚文》4卷，缪荃孙刻入《云自在龛丛书》， 今天通行的本子都出于缪本。可惜叶氏辑本并不完备，宋曾忄造编《类说》卷四十三节录本《北梦琐言》中仍有佚文，“这边走那边走”一则即在其中，《花草粹编》所引《醉妆词》全文其实源出于此。另有“蜀主诗词”一则，录有“尽是一场傀儡”断句，此编失收。这些问题只能随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进展逐步解决，要求毕其功于一役则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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