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清王朝是腐朽落后的代名词。其实，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能够维持268年的统治，并创造出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此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由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任主编、湖南师范大学饶怀民教授等任副主编的《清通鉴》，就是这样一套可供我们借鉴、参考的清代全史。
    该书由岳麓书社出版，豪华精装四卷本，共400万字。全书记事起自公元1644年2月8日（清顺治元年正月初一），下迄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清毕沅《续资治通鉴》、清夏燮《明通鉴》在时间上互相衔接，内容上首尾贯通，标志着我国历代王朝“通鉴”类史书的完成。
    通过阅览，我认为《清通鉴》一书体现了作者在新时代对传统史学体裁的继承与创新。首先，从记载内容来看，《资治通鉴》等书重在为封建帝王作鉴，因此其内容详于政治、军事，于经济、文化、教育则较少述及，且由于时代局限，于帝王家事、五行灾异、孝子烈妇等内容纤悉不遗。这些内容徒增篇幅而不关治乱。《清通鉴》继承其长于政治、军事之长处，摒弃上述消极之史料，同时扩大记事范围，举凡政治兴衰、制度沿革、大吏升迁、军事建制、经济结构、文化变迁、社会演变、自然变故、群众斗争、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等历史现象均在叙述之列，把真正有关“资治”的内容合为一编，基本上达到了作者“博而得要，简而不遗”的初衷。
    其次，作者适当吸收纪传体的某些优点，并参酌纪事本末体的笔法，对编年体记事体裁作了许多改进。编年体史书最大的缺陷在于事件前后割裂，首尾难稽。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对编年体写法已经有一定突破。他在组织史料时，主要采用时间本位，兼采事件本位，用追叙、补叙、附叙及连载之法。而《清通鉴》则在凡例中明言之：“凡重要史事，按时间顺序述其发生、发展过程，时间跨度较短者，一次叙清；时间跨度较长者，采取适当集中，连续叙述之法，发生在一年之中同一事件，选择在事件出现高潮时集中叙述，若同一事件贯穿于几年之中，在每年适当之时集中叙述，在写法上采用追记、补述、交待事件结局等方法，将前后发生史事一以贯之，系于同一时日之内，以明始末。”这不仅大大方便了读者，也体现了该书对编年体史学编撰体裁的继承和创新达到了一个新层次。例如该书第二卷1214页福康安破获传教案条，其本事发生在乾隆五十九年，而追叙则从乾隆三十九年始，将白莲教传布过程交代得一清二楚。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复次，作者继承了通鉴类史书广泛取材的作法，以卷帙浩繁的《清实录》（60巨册）作为首选资料，佐之以《东华录》、《东华续录》、《清史稿》等大型资料，同时参阅大量专著、文集、年谱、传记、年表、日志，基本上做到了征引资料翔实，考订精确，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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