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馆词林》是唐高宗朝中书令许敬宗奉敕编纂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自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成书之后，一直深藏中秘。因为是敕修之书，加以千卷巨制，在印刷术尚未盛行的唐代，自然流传不广。宋时已散佚殆尽，仅有少数几类单行本见于著录。值得庆幸的是，在东邻日本尚有残本多种传世，近代国门开放以后陆续回传中土，并先后有《粤雅堂丛书》本、《古逸丛书》本、《适园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及董康影印本、杨氏成都刻本等辗转刊刻。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就日本国内所能见到的全部《文馆词林》传本(包括弘仁本的影钞本、摹写本、摹刻本及中土传刻本)悉数搜罗，择善而取，汇为《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影印出版，是为迄今为止存世的日藏《文馆词林》传本的集成之作。但因种种原因，此书在中国大陆少有流传，学术界难于取用。有感于此，罗国威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起着手《文馆词林》的整理，最终完成《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以下简称《校证》）一书，2001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校证》的出版，不但使千年逸籍重归故国，更让众多原先佚失无闻或残缺不全的珍贵文献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回溯《文馆词林》回归中土的历程，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北宋景德三年(1006)日僧寂照入宋（《宋史》卷四九一作景德元年），《杨文公谈苑》详记寂照所述日藏中国典籍，并记日本国典籍云：“本国有《国史》、《秘府略》（《校证·前言》误作《国史秘府略》）、《日本纪》、《文观词林》、《混元录》等书。”此处“文观词林”实为“文馆词林”之误，非但日僧寂照误以为本国著述，连博学的杨亿也未提出异议。可见其时《文馆词林》掩没已久，不为人知。宋朝曾广征天下佚书，《高丽史》宣宗八年（1091，宋元〖B073〗六年）条记云：“李资义等还自宋，奏云：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付来。”这份“求书目录”完整地保留在《高丽史》中，凡128种，其中集部21种，“《文馆词林》一千卷”名列其中（参见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这是宋代《文馆词林》已经失传的明证，更是流传海外的《文馆词林》漫漫归程的开始。

　　东传日本的《文馆词林》1000卷，最早见于《本朝见在书目录》（成书于876—884年间）的著录，原本不知所终（一说现存卷六六五末有“仪凤二年五月十日书手吕神福写”题记者，即唐钞原本）。据弘仁本卷末题记，可知现存者为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823，唐穆宗长庆三年）校书殿转钞本。此书在日本同样属于皇室藏书，流传未广。承平年间（931—937）成书的源顺《倭名类聚钞》序云：“是故虽一百帙《文馆词林》……而徒备风月之兴，难决世俗之疑。”（《唐文拾遗》卷七二）可见其时百帙千卷的《文馆词林》尚未散佚。此后逐渐流散，并被佛徒利用背面钞写佛经疏释，凭藉背面的佛教文书在名山大刹中流传。

　　《文馆词林》经过了数百年的沉寂，于江户时代（1603—1867）重显于世。据日人源弘贤《文馆词林》题跋（董康《书舶庸谭》卷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著名汉学家狩谷掖斋于宽政九年（1797）购得《文馆词林》卷六六八，并已获知在京畿古刹尚存卷三三八、卷六六五。真正引起公众的注意，要到林衡（述斋，1768—1841）《佚存丛书》的编辑出版（成书于1799—1810年间）。此书收入中土久佚的古籍17种，其中有《文馆词林》六六二、六六四、六六八、六九五共4卷。《佚存丛书》的回传中土，适逢乾嘉朴学兴盛之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阮元《〖CE6F〗经室外集·四库未收书提要》卷二《文馆词林四卷提要》，对古代史志中的相关记载首次作了全面的勾稽考证。清咸丰三年（1853），《粤雅堂丛书》第十二集据《佚存丛书》本收入《文馆词林》四残本，这是中国第一个《文馆词林》刊本。后来《佚存丛书》在中土又曾先后两度重刻行世。

　　清道光以后，中日两国学者都热心于日藏汉籍的搜辑研究，日人森立之等著《经籍访古志》著录《文馆词林》10卷，中国学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文馆词林》14卷、又钞本6卷（成都杨氏重刊）。1882—1884年，黎庶昌于日本东京刻《古逸丛书》，收录日藏中国古籍26种，其中《文馆词林》14卷，即卷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四七、四五二、四五三、四五七、四五九、六六五、六六六、六六七、六七〖FCA1〗、六九一、六九九（《校证·前言》第4页作卷六六九，当是笔误）。《古逸丛书》印行之后，日人町田文成发现浅草文库所藏宝永元年（1704，清康熙四十三年）转钞本，并过录赠与杨守敬，即卷一五二、三四六、四一四、六六五、六六九共5卷，其中卷六六五适可补《古逸丛书》所收同卷之缺。杨守敬携归交其宗人杨葆初，光绪十九年（1893）于成都刊刻行世。

　　在杨守敬、黎庶昌之后，董康于《文馆词林》的探访和回传程功最巨。在过去关于董康与《文馆词林》的介绍中，有一些时间与事实的错误，现在据董康1927年所撰《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及《书舶庸谭》的相关记载，可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次旅日期间：（一）1911年借大学藏大觉寺传录本与《佚存》、《古逸》、成都诸刻互勘，纠正讹舛。并将溢出诸本及校勘所得一并提供南浔张氏，于1916年刻入《适园丛书》。（二）1923年亲赴高野山，于灵宝馆获睹《文馆词林》真本19卷，并“介内藤湖南博士得文部省之许可，用泾源县净皮佳楮挽小林氏印制百本”（《校证·前言》第6页误为1927年）。（三）1926年12月至次年4月避难日本，所撰访书日记《书舶庸谭》屡及《文馆词林》。将影印本与富冈氏所撰高野山藏本细目对照，发现漏印卷四五二、六九一2卷，并亲访高野山谋求补印。复以内藤湖南之助，探访图书寮所藏卷六六八（即狩谷掖斋购藏本），撰有提要并录存原卷全部题跋（《书舶庸谭》卷三）。另外，1929年傅增湘东瀛访书，也曾在帝室图书寮获见此卷，并过录了全部题跋（《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七）。如果从宋元〖B073〗年间向新罗征求《文馆词林》算起，《文馆词林》残本的访求和回传，竟历经了近千年的历程，其中凝聚了中日两国学者特别是杨守敬、黎庶昌、董康等近代中国学者的无数心血。

　　《文馆词林》的文献价值，我们不难从其所存诗文的存佚中获得明确的印象。《文馆词林》残本陆续回传中土后，清人陆心源纂辑《唐文拾遗》、近人严可均纂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纂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均曾据以补辑遗文逸篇，但限于所见，与弘仁本《文馆词林》相比，尚多有欠缺。《校证》所据弘仁本《文馆词林》共存30卷（其中3卷不明卷次），有诗、颂、七、碑、诏、敕、令、教、表等八种文体，其存佚情况如下：

　　（一）诗　共5卷：一五二、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一六〖FCA1〗，逯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已据以辑补校勘。

　　（二）颂　共3卷：卷三四六存9篇，卷三四七存3篇，卷三四八存1篇又存目3篇。刘珍《冬巡颂》、高允《南巡颂》、曹毗《伐蜀颂》及佚名阙题颂共4篇，可补严辑《全文》之缺；崔〖FEEB〗“四巡颂”，后汉马融《东巡颂》，宋孝武帝《巡幸旧宫颂》、西晋张载《平吴颂》(残)，严辑《全文》据类书史传辑得片断，此得窥全豹。

　　（三）七　卷四一四，1卷，存王粲《七释》、曹植《七启》、傅巽《七诲》3篇，《七启》赖《文选》以传，然与此多有异文；《七释》、《七诲》2篇，严辑《全文》仅存片断。

　　（四）碑　共5卷：四五二、四五三、四五五、四五七、四五九，存碑铭并序17篇，陆心源《唐文拾遗》据补唐碑8篇；张望《庾翼碑》、伏滔《王坦之碑》、梁孝元帝《萧子昭碑》、魏收《和安碑》、《胡延碑》、薛道衡《杨绍碑》、《赵芬碑》、李德林《陆杳碑》及隋佚名残碑，共9篇，可补严辑《全文》之缺。

　　（五）诏　共8卷：卷六六二存23篇，卷六六四存14篇，卷六六五存29篇，卷六六六存37篇，卷六六七存26篇，卷六六八存27篇，卷六六九存21篇，卷六七〖FCA1〗存31篇，共计208篇。可补严辑《全文》123篇，可补《全唐文》（包括）《唐文拾遗》)17篇。其它未佚各篇也具校勘价值，部分列在帝王名下的诏书可据补原作者。

　　（六）敕　卷六一三存1篇，卷六九一存29篇。可补严辑《全文》24篇，可补《全唐文》1篇。另外《校证》477—479页所收“卷次不明残简一”收录佚名阙题敕2篇，岑仲勉先生《唐史馀渖》卷一考定为唐敕，拟名为“贞观二年与冯盎敕”、“贞观年中与冯盎敕”。

　　（七）令　卷六九五，1卷，35篇。可补严辑《全文》10篇，可补《全唐文》1篇。

　　（八）教　卷六六九，1卷，41篇。可补严辑《全文》27篇，另可校补残文3篇。

　　（九）表　见“不明卷次残简二”，2篇又存目1篇，均可补严辑《全文》之缺。

　　（十）“不明卷次残简三”存佚名阙题文1篇，《校证》考订为后汉残文。

　　综上所列，根据《校证·前言》的统计，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共存诗文432篇（存目未计），其中诗86首、文346篇，可补严辑《全文》197篇，可补《全唐文》21篇。其于先唐及唐初文献的辑补校勘之功显而易见，无庸赘言。

　　罗国威先生《校证》所作的工作及其价值，我们可以通过与此前中土所刊各本的比较来说明。首先，《校证》以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为底本，搜罗完备，所存30卷中有5卷为此前中土各刊本所未载。其次，较之以往各本更加接近原本面貌，减少了辗转传钞摹刻所造成的文字讹误。据《校证·前言》的举例，如魏收《和安碑》“方夜逾畏”，《适园丛书》本误作“方夜逾里”；褚亮《周孝范碑》“金坛奇正”，《适园》本误作“金匮奇正”；梁元帝《萧子昭碑》“鼐鼎之〖E337〗”，《适园》本前三字空阙，“〖E337〗”则所录非字；例多不枚举。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早期刊本留下的缺憾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出自早期校刻的臆改，则有违古籍整理规范。董康《书舶庸谭》卷一记与内藤湖南的一段对话云：

　　《毛诗正义》……缪艺风托岛田翰影录一部，南浔刘翰怡刻入《嘉业堂丛书》。湖南谓中多妄改，且残蚀处俱补录完整，疑所据又一本。余谓仆昔年校大觉寺《文馆词林》，悉复旧观，张石铭刻入《适园丛书》时，艺风掌校雠，悉改从刻本，并有依《太平御览》校改者，此缪艺风所以为缪也。

　　在《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中，董康更大呼“不惟失大觉寺之真面，且辜予丹黄之苦心矣”！缪荃孙对原本的擅改，只能依靠原本的重新校勘。因为《文馆词林》特殊的写本形式，所以较之通常的刻本古籍的整理有更大的难度，这主要表现在俗字、异体及手写形变字的辨识和厘定。据我所知，《校证》直接采用弘仁本复印件为底本付排，减少了再次转钞可能增加的讹误。但是一些在整理者过目可辨的文字，对一般电脑录入人员来说，则十分困难，这无疑会大大增加手民之误。以完篇仅见于《文馆词林》的王粲《七释》、傅巽《七诲》为例：130页2行“王粲”误作“王〖FEEC〗”，倒4行“紫梨黄甘，夏奈冬橘”疑为“紫梨黄甘，夏柰冬橘”，131页1行“名都之会，土热敞丽”疑为“名都之会，土势敞丽”，倒3行“管萧繁会，杂以笙簧”疑为“管箫繁会，杂以笙簧”，132页5行“飞遇〖E449〗矢，走逄遮例”疑为“飞遇〖E449〗矢，走逢遮例”，6行“徒搏熊豹，祖暴兕武”疑为“徒搏熊豹，袒暴兕武”，133页3行“观礼祀宗，讲诲曲阜”疑为“观礼杞宋，讲诲曲阜”(杞、宋、曲阜均地名)，7行“道若存云，请获容思”疑为“道若存亡，请获容思”，139页2行“体杜志烈，贵义尚功”疑为“体壮志烈，贵义尚功”，140页倒2行“武士云布，屯骑星踌”疑为“武士云布，屯骑星□”，141页3行“种心□膂，应权而毙”疑为“撞心□膂，应权而毙”，8行“振纤罗以除步”疑为“振纤罗以徐步”。因为文字的难于辨识，还会造成断句错误，如130页9行“冻缥玄酎，醴白齐清者以多品，羞以珍名”，应作“冻缥玄酎，醴白齐清，肴以多品，羞以珍名”（可以顺便指出，139页倒3行“乃命良匠，直准绳钩，墉基审面，势度良材”，应作“乃命良匠，直准绳，钩墉基，审面势，度良材”；141页1行“流血漂卤，草飞，毛掩云霓”，校记谓当有脱文，疑应作“流血漂卤草，飞毛掩云霓”）；另外131页1行“大夫曰”以下、139页7行“公子曰”以下，均应另行单为一首，或许也是写本标识不清所致。因为手边无影印弘仁本可以核实，以上诸例姑且存疑。由此看来，《校证》出版之后，尚需进一步的校订，方可成为足以凭信的定本。

　　《校证》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每一篇诗文的存佚情况的考证，于各篇校记中或详列传世文献（如史传、总集）见载卷次、篇目，或说明对严辑《全文》、《全唐文》的辑补校勘之功。这项工作在当年缺乏必要的检索工具的情况下，实非易事。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日本学者尾崎康《文馆词林目录注》（日本影印本附录）的先期研究，但尾崎氏的注记也间有失考之处，如卷五〖FCA1〗七后周武帝《伐北齐诏》残篇，原注“作者题不明一首”，罗国威先生考证见于《周书·武帝纪下》、严辑《全后周文》卷二，且与《文馆词林》卷六六二周武帝《伐北齐诏》重出；再如卷六二二唐太宗《伐辽手诏》，题下失注，实已见于《唐大诏令集》和《全唐文》；偶尔笔误之处如卷六六二《北讨诏》见于《全晋文》卷九而非卷五，《征刘毅诏》见于《全晋文》卷十二而非卷十，凡此等等均经作者一一覆勘补正。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举诸例在林家骊先生《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及其文献价值》（《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一文中已经指出。当然，《校证》所做应不止此，如重出诸文的比定：卷六九五《东晋元帝改元赦令》与卷六六八《东晋元帝改元大赦诏》重出，卷六七〖FCA1〗《后魏孝文帝大赦诏》与卷六六五《后魏孝文帝祭圆丘大赦诏》重出，卷六七〖FCA1〗《梁武帝恩赦诏三首》之二与卷六八八《梁武帝改元大赦诏二首》之二重出；再如据史实考订卷六八八《魏文（一作元）帝改元赦诏》当为《魏高贵乡公改元大赦诏》；考证卷四五二薛道衡《赵芬碑》残存于《金石萃编》、卷四五三褚亮《上官政碑》见于《宝刻丛编》著录、卷四五九李百药《黄君汉碑》见于《金石录》、《宝刻丛编》著录，等等。此类考订非一时急就所能奏效，这与作者曾从事严辑《全文》补辑的长期积累有关。因为《校证》采取了依从底本而于其它版本及传世文献不作通校的整理方式，所以大量的校勘细节需要仔细比读，方可见得。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读者关注，《校证》完整保留了弘仁本各卷卷首书名卷次、编者职衔、类别、目录，以及各篇原有的题署方式、各卷尾题、钞写题记等，以存古式。作为仅存于世的唐人原编大型诗文总集，其原始面貌同样有助于我们对唐人诗文分类依据和总集编纂方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