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曾撰《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一文[1]（以下简称唐文），备述东晋开国大势，发覆于千载之下。唐先生细致梳理了东晋建政过程中王与马的关系历程，尤重视其间对立与斗争的发展，又通过对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举兵东下时所上列举刘隗罪状之疏，和后来周札的追赠问题二事的文本分析，认为，王敦之乱是长期以来王、马之争亦即帝室与南北士族之争的总爆发，元帝企图“以法御下”维持帝室权威，奉行其意旨的刘隗、刁协推行了一系列以“排抑豪强”、“崇上抑下”为中心内容的所谓“刻碎之政”，他们的政策和王导“不以察察为明”，“务在清静”的政策是相互对立的，王、马矛盾早在元帝渡江之始就已有迹象，即位后更有发展，由于在一个时期内双方为了各自打算，不得不自行克制，因此暂时相安，太兴四年（321），元帝建立两个军府，政治上的暗斗发展为军事上的明争，组织军队、充实军府的具体措施和发奴、发客触犯了大姓豪强利益，乃有下一年王敦在南北士族豪门支持下举兵进向建康。

　　唐先生此文，高大明朗，极能见其学术根底与兴味，学界引为表率，一般认为，若将唐先生的意见与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做的“着眼于中枢，侧重王导，强调西晋的‘马与王'到东晋‘王与马'的连续性”的探索联结起来，庶几近于历史之全面[2]。

　　从整体史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很正确的看法。林校生先生在《关于王敦幕府的考察及推论》一文中设“东晋初荆扬之争地理意蕴补诠”一节[3]，对此做了更进一步的融通，认为元帝“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的矛头所向，在权力分配问题上，是琅邪王氏首当其冲；而在经济利益问题上，则扬州大姓首当其冲。前者属于帝室近臣的主观意图，后者则是这一政策带来的客观效应。由此二者，遂造成琅邪王氏方镇势力与京都吴姓士人力量特殊结合的历史因缘。王敦举兵的地理人文资源凭借，除了荆（江）州，还包括扬州，故不单是方镇与中枢、门阀与帝室之争，同时也反映了扬州士族豪强与当地侨姓统治者（包括司马氏）之间的尖锐对立；不单是东晋荆、扬之争的肇始,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西晋末东土豪族“三定江南”的余波。

　　林先生以上论点清新流畅，可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尝试，不过，在一些重要关节上，仍留有相当大空间等待我们继续探究。如，王导在此过程中起的确切作用，江南士族的真实取向，元帝的全局战略等等。而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仍是如何准确定位东晋开国的政治生态格局与理解其背后底蕴。

　　今者试作此文，勉力为唐先生做一补诠，其间臆断之处，恳请众博雅方家教正。

一、“三定江南”与晋室南渡

　　中原扰攘之际，江南有“三定江南”之事，二者之间纠葛丛生，机关暗结，就在“三定”完成时，司马越、王衍在中原的惨淡经营以破灭收场，司马睿承继正朔的格局基本奠定，这期间的八年左右时间，很值再考。

　　晋平吴后，尤其是太康之后，晋廷的安吴政策深入，吴、晋士族渐能结合起来，代表“文化士族”的陆氏兄弟和代表“武力强宗”的周处都有北仕之举[4]，不但避免了“扬州无郎”[5]的局面，且形成了一股短期的气候，只是由洛阳政府主导的起用吴人政策开始实行不久，即因八王之乱爆发停顿下来。元康末年以降，诸王之间争夺人才，博取声名，在“欲平海内之心”驱使下，“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南士虽有了更大的进取事功机会，生命安全却急剧下跌，学界较普遍的观点是，至“二陆”殒命成都王司马颖幕中前后，入洛南士相携返归故里成为历史之新潮流[6]。

　　“二陆”丧身之意义，牵连实极大，首先，在此前，吴人北仕者，虽有周处之冤死，贺循、张翰[7]之退居，“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8]诸事，但二陆以入洛南士之当然领袖身份，犹尽心服务于司马颖幕中，并与孙惠、孙拯[9]形成了一个南士小群体，“志匡世难”，“二陆”因失去司马颖信任，死在士大夫与佞小的激烈斗争之中，所引起的心理连锁效应，绝不在小，而返乡具体过程，实各各不一。如孙拯追随二陆，惨死监狱；孙惠杀掉佞小牙门将梁俊后出逃，“改姓名以遁”，直到司马越荡阴败后“举兵下邳”时，方化名投书“干越”；当二陆统军进向洛阳时，顾荣正隶属于守城的长沙王乂节制下，次年长沙王乂败死，荣“转成都王颖丞相从事中郎”，后在司马颖与司马颙初起之争中退避陈留，及永兴元年（304）十一月惠帝为张方挟持出奔长安，“征为散骑常侍，以世乱不应，遂还吴，东海王越聚兵于徐州，以荣为军谘祭酒”；戴若思，其父戴昌稍涉品题谈论，一度与陆云并称，若思“少好游侠，不拘操行”，后为陆机启发，捐弃前行，亦习谈论，并由机荐于赵王伦，为伦辟后，既有劝机还吴之事，又复“除沁水令，不就”，“往武陵省父”，后来“累转”入司马越幕中；纪瞻，入洛时机曾亲加策问，予以引荐，按林校生先生研究，其人在永宁元年（301）左右仕宦于司马冏幕中，次年冏被击灭，而瞻则入于越府，再过一年，也就是二陆殒命前后，旋南归[10]。

　　此外，更重要的一层意涵往往未能引起论者足够重视。孟玖谮杀“二陆”，王澄以司马颖从事中郎身份“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大得人心，及颖败亡于越，澄入越司空府为一等佐吏，“越请为司空长史”；《晋书·陆云传》载：“后东海王越讨颖，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从此二事可以看出，司马越在起兵迎驾，谋求独霸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二陆”之死在天下士人心目中造成的影响，为自己增饰。基于这个认识，似可以认为第一点中南士返乡，多有投奔司马越（或者说为越所辟）之举也非凭空而来，原因中起码有一部分是他们双向的认同。在司马越，收揽这批南士，更是一项政治策略。在公元302至305年间司马越司空府有案可查的十五名佐吏中，与兹事相关者，超过半数。

　　“二陆”身死之太安二年（303），张昌起于安陆，随即派石冰东下徐、扬二州。周玘讨平石冰，一定江南，推举前吴兴内史，吴郡顾氏中的顾祕挂名为首，约集江东士人，参战的还有陈敏由广陵度支任上率领之军队，应当说，此时这三股力量的目标一致，即安定江南局势，但具体而微，又各有打算，要言之，顾氏等在于借机复兴“吴四姓”门楣；在周氏，周处北仕，据《晋书》其本传与梁王肜传，因其开罪与赵王伦关系密切的梁王肜，在元康七年（297）春正月，被害于对齐万年的作战中。其时晋廷对肜的借刀杀人之计虽“尤之”，却又对其“寻征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同时，对周处仅“追赠平西将军，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又赐王家近田五顷”，给其老母“医药酒米，赐以终年”，虚饰一番而已，处之丧身，尚在赵王伦杀贾后前数年，当时如王铨、陈准辈就已颇为其鸣冤，可谓乱世先声之兆，处子玘和札在面对征辟问题上皆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审慎和江东本位心态，故周氏兄弟主要是跻身左右江东政局的位置，将武力扩大化，合法化，正统化；在陈敏，据《晋书》本传云，是当其主帅刘准为石冰攻击，忧惶无计时主动请缨出战的，而击灭石冰主力的正是陈敏。此时敏任职广陵，门第薄弱，缺乏根基，主要还是企图超越“七第与六品”[11]的阻隔进一步升迁于晋室王朝之内。

　　石冰乱平，江东短期安定，但通过这场战事，力量分布已为天下共窥。与此同时，司马越在中原的最终崛起即将拉开帷幕，整理史料，我认为他对于江南的政治态势，乃是有一个服务于全局的通盘考量的。

　　一方面是对义兴周氏集团。胜利之后，晋廷分割吴兴、丹阳二郡为义兴以表彰周氏之勋业。按之于《晋书》，封义兴有二种说法，一为《地理志》，时在永兴元年（304），《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12]同于这种说法，如果这说法正确，那么也该是“荡阴之役”以前，否则缺乏一个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段；一为《周处传》所附周玘传，时在“三定江南”而又“期年之间”，即在310-311年年初左右，《资治通鉴》晋纪九[13]同于这种说法[14]。我个人以为前一种似更可信。无论哪一种，最终定夺皆当是出自司马越之手。由此可见，司马越注意到在江东培养地方力量的重要性，此时的周氏，作为江东世家大族武力的代表，明显更为出众。

　　另一方面，向来多为论者忽略的，是司马越与陈敏之交，而且相较于对周氏一系力量，司马越更看重陈敏。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当时司马越正忙于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以图崛起，而陈敏在平乱中展现出的实力又最强。另外，周氏集团桀骜不驯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从周玘、周札二人俱不接受司马越之辟已展现无遗。敏因父亡后去职，为越起为右将军，极愿与他共谋军政大业，后来，二人合兵进行的，对刘乔[15]的军事行动短期受阻，在此节骨眼上，敏却自请东归，收兵据历阳[16]。《晋书·陈敏传》还只是写他开始自怀王霸之想，《晋书·惠帝纪》描画得更露骨，至永兴二年（305）十二月，“右将军陈敏举兵反，自号楚公，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逐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遣弟恢南略江州，刺史应邈奔弋阳”，就在同月，司马越在萧地取得突破，刘乔自考城引退，奔于南阳，战争发生全局性扭转。

　　陈敏坐大之后，尤其是参与司马越组织之军事行动，觉中国之事不可为后，开始日益将其“割据江东”之志落实，终于打破了越的规划。陈敏模仿周玘，企图拉上江东世家大族共同进退，但这一方面实力他就明显不如周玘，而且也不可能见容于政府，在司马越集团和周运动之下，陈敏试图拉拢并短期获得其默认的“江东首望”顾荣完全倒戈，与甘卓、周玘三人为首，起兵响应政府，讨伐陈敏。

　　陈敏为乱前后，司马越幕中一批南士弃官东归。最典型的是甘卓，甘氏曾以吴王（并未到国就任）僚佐的名义参与平定石冰之乱，胜利后为司马越引为参军，不久弃官东归，与陈敏聚首历阳，成为敏之同党，《晋书》本传说他是见天下大乱而弃官的，我认为毋宁说他是与陈敏同气连枝，并认定敏能成事，而故意托词东归的。《晋书》华谭传：“甘卓尝为东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诛之，卓投谭而免”，反映的正是此间情况。华氏出身于司马越的徐州据点，曾至洛阳应武帝对策，与刘颂相结，发主张用吴人论调之先声，为历来史家注意[17]，《资治通鉴·晋纪七》云：“庐江内史广陵华谭及丹阳葛洪甘卓皆起兵以应祕”，在平石冰之乱中，其所率部，正统的性质较甘卓为多，收入越府不久逢陈敏之乱，站在以司马越为本位的立场上致书顾荣等谴责陈敏叛逆，由此,这两支在长江一线响应周玘的队伍正式分道扬镳，但是，实质上貌离神不离，甚至可说卓归于敏受了谭的帮助，这为日后同归睿之节制埋下伏笔。

　　顾荣，“东海王越聚兵于徐州，以荣为军谘祭酒”，按，“聚兵于徐州”指永兴二年七月越“严兵徐方，将西迎大驾”，是即越之征召顾荣，正在其图谋与陈敏合击刘乔之时。荣大约在击刘乔受阻，陈敏东归前后，亦辞去越府幕职，此事诸史无详言，不过综合来看，荣为司马越征辟，当有不得不然之成分，而荣离开司马越幕，亦极可能属于不欢而散性质，《晋书·顾荣传》载荣曾说敏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今日不能复振华夏，百姓无复遗种”，未必不是其内心观感。

　　按之于《晋书·薛兼传》，兼“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五引《晋中兴书》云：“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同志友善，号曰五隽”，这五位“南金”中，纪瞻、顾荣和薛兼三人从年少到长成，行迹皆颇相仿，都有着从越府转归睿府的经历，顾荣、纪瞻已如上言；薛兼，依其本传所录，虽不及具体的转归过程，但入二府的时间和任职，皆与纪瞻一致，由此当可推知大概[19]。

　　至于贺循，亦有北仕经历，然不曾事于司马越幕中，石冰乱时，以前侍御史起兵于会稽，响应周、顾，至陈敏乱时，他一跃而为江东最显著的反对派，和前边三人形成鲜明对比。

　　学界一般认为，江东大族人物与陈敏之乱在305年末至307年初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一个相互利用的合作过程[20]。南士态度，类似贺循者，实较少，按之于史文，不出四五人[21]；循系盖世之儒，精于礼学，著作传世，有笃行之风，其闻赵王伦废惠帝即南归的事迹足为明证；又，循父为孙皓惨杀，他和顾荣之流对华谭反复强调的关于陈敏等次低劣，远远不及孙权文治武功的现象必然观感不同，在顾荣等人心目中，如孙氏政权般的政治实体当是最好归宿，在贺循心目中，晋朝才是他的价值向往，陈敏当然只充当跳梁小丑的角色。另如华谭，其所行动，最大因由就是在事件始终,都未与司马越脱离关系。

　　陈敏据历阳，“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在打破越江东规划的同时，也让越对江东士人的失望和不满达到高峰，华谭书信中“下孤宰辅过礼之惠”不单是对陈敏发出，还寄寓了越的这种情绪。据《晋书》顾荣、纪瞻二传，陈敏乱平后，二人为晋廷再征，行至徐州，闻中原乱局日甚而裹足，司马越致书与之关系极亲密的徐州刺史裴盾云：“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顾、纪等人遂相率速归[22]，后悉入睿之幕府中。当时贺循、杜夷、乃至周玘[23]等亦为越所征辟，皆辞而投睿，不闻越有逼迫情事，此书之作，其中似包含着别样的怨愤之心，职是，如甘卓辈，自然更觉紧张，故卓在睿渡江之初即受其节度。

　　顾、纪，虽一度对陈敏不若甘卓亲附之甚，但三人此时无疑归为一致，从平陈敏到投睿府成为安东将军节制下第一批骨干[24]，步调长随。贺循先是称疾未代顾荣就镇东府军司，后终受辟相府，不过睿以安东将军上循为吴国内史时循似乎就已任职，《资治通鉴》晋纪八有载：“以循为吴国内史，荣为军司，军府政事皆与之”，说的就是此事。华谭一书，细味其意，除为司马越说话外，也有着很强的对统合江东士人一致利益的企求，这从后来华谭在甘卓、周馥之战中的表现，及向元帝力陈周馥非叛等事也可看出。和甘卓相比，华谭自然同司马越在地缘等诸方面都要亲近许多，但是，在周馥和司马越之间，华谭还是明显和前者共性更多，最后他“及馥军败”，归于元帝，很值玩味。史料虽未明言，但毋宁说司马越在陈敏之乱后并未对华谭给予一以贯之的重视与挽留。

　　此批人士于司马睿而言，意义重大，除开诸史家早有备述的认同支持、执政辅弼等层面之外，更是一武力之源泉。至永嘉五年左右，睿军势称盛时，主要构成元素来自两支，一是陶侃、周访一系，一是甘卓、纪瞻[25]等人。这在下文将有详述，从广义上讲，睿后来遣戴若思出镇军府，也是其延续[26]。

　　田余庆先生曾将司马越的幕府形容为一个为玄谈士人提供醉生梦死场所的庇护所[27]，这很可以解释在军事方面越府人士明显的力不从心，还有越府与那部分“不合作”士人间的隔阂、疏离。不过，越府江东士人的遭际，实又自成一体，最终牵连的，仍是越之江东战略。

　　平定石冰与陈敏两次变乱过程中，起决定性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变迁，虽然不可否认名义上是政府武装的刘准（后为周馥取代）和刘弘（主要是陶侃）等部给了陈敏以巨大威胁，但实际上攻破陈敏全靠的是江东士人力量。而且，司马越与这些“政府武装”的关系也值得慎重考察。

　　刘乔、刘准、刘弘都曾站在司马颙一方反对司马越。而在司马越的势力分布图中，刘准和刘弘都是必欲取之，以图立足东南的[28]。永兴二年十二月时，刘弘尚有与张方在司马颖进据洛阳时一同“按兵不能御”的表现，《晋书》刘弘传云：“初，成都王颖南奔，欲之本国，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马郭劢欲推颖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于是墨绖率府兵讨劢，战于浊水，斩之，襄沔肃清，初，东海王越疑弘与刘乔贰于己，虽下节度，心未能安。及弘距颖，璠又斩励，朝廷嘉之。越手书与璠赞美之，表赠弘新城郡公，谥曰元”颖南奔欲之本国之事在光熙元年（306）五月之后，是即此前司马越仍未与刘弘完全合流，陈敏之欲图刘弘，正在此二事之间，不宜将刘弘、陶侃视为受司马越之命而击敏，他们更多是在面临威胁的状况下为求自保。至于刘准，短于征战，敏曾为其属将，据《晋书·周玘传》，乃为玘所联络，《陈敏传》：“准遣扬州刺史刘机、宁远将军衡彦等出历阳”，《周馥传》：“帝还宫，出为平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代刘准为镇东将军，与周玘等讨陈敏，灭之”帝还宫，乃指光熙元年五月事，用周馥代刘准当确出于司马越之主张，但是一者，从后来的史事可见，周馥并不能直接算做听命于司马越的人[29]，司马越换他，与其说针对陈敏平叛，还不如说防备刘准为患，《晋书·周玘传》说得很清楚：玘“密遣使告镇东将军，令发兵临江，己为内应，翦发为信。准在寿春，遣督护衡彦率众而东”，这样一来，就很可能出现越最不愿看到的局面：讨灭陈敏后，刘准势力与江南周氏结合起来；二者，配合周玘二定江南的主要军事格局早在刘准时就已定下，而且，即便《晋书·怀帝纪》说：“三月己未，朔，平东将军周馥斩送陈敏首”，《周玘传》：“玘与顾荣、甘卓等以兵攻敏，敏众奔溃，单马北走，获之于江乘界，斩之于建康，夷三族”，与《陈敏传》：“敏单骑东奔至江乘，为义兵所斩”[30]的材料也足以让我们知道周馥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可能太大。是故不能说司马越对陈敏放任自流，但他主要经营目光并不在此是无疑的。

　　仔细分析，当时大致场景是：陈敏拒绝与司马越继续联盟后，司马越基于三个比较大的理由未直接出兵讨伐，其对遭敏破坏的前次江东规划的弥补和挽救措施，也蕴涵于这三个理由里。一是陈敏与司马越并肩作战过，虽然失败，陈敏毕竟也只是东归，而没有反戈击越，越对他或者还抱一种好感，曾一度冀望他能回心转意；二是倾兵攻打陈敏不符合越的全盘计划，会分散越对付颖、颙的精力，在越看来，只要陈敏不与颖、颙勾结起来，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以刘准（后为周馥取代）和刘弘（主要是陶侃）将其限制于江东；三是用华谭之书唤起江东的内部瓦解，对越来说是较有利益的谋算，如前已述，司马越与江东士人比较稳定的关系链此时系于华谭身上，顾、纪、甘等人虽都曾与越交恶，不会俯首尊奉，但通过华谭向他们传达越的意志，他们也不会决然排斥，更重要的是，通过华谭，可以把陈敏部中反对力量和荆扬方面武装的通连，统归到司马越的遥制掌握下，这样就完成了整体性的策略布局。

　　司马越一面秉持这种态度处理江东事态，一面继续推进逐鹿中原的步伐，光熙元年五月，惠帝还洛，十月，杀司马颖，十一月，惠帝崩殂，陈苏镇先生的研究[31]认为惠帝之死怀帝之立，与司马越的谋划确有相当大关系，十二月，越杀司马颙[32]，至永嘉元年二月，陈敏乱已平，司马越立业甫定，又开始面临着刘渊、石勒交侵的威胁。如上分析，司马越在无暇多顾的情况里，追求的是江东能保持一种各力量间相互牵制消耗的态势，尤其关键的是江东需自成一体而决不可渗透到中原，被他主要面对的对手利用。

　　当然，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一旦中原局面暂平，司马越自然要开始重新考虑如何经略江东，陈敏败亡，使荆、扬重镇形势凸显，也给了越压力。于是，司马睿和王导的组合受命过江，填补真空，但是，睿和导自谋发展，早有不臣之心[33]；刘弘死后，子璠虽富有治效，也短期得越信任，终因收众心为越所换，王衍委弟澄作荆州一窟，却不如刘弘父子治理时稳固；周馥以越胁迫王命，对越的不合作态度与日俱增，凡此种种，越皆不得妥善处置，王夫之曾总结说：“其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策之不善也”[34]，诚中要害。可以认为，在顾、纪顺利脱离越控制投睿时，就已有力反映了司马越对江东政局的干预力日益下降，司马睿的时代拉开序幕。

　　关于司马睿开基江东之气象，前辈学者已有丰厚钻研成果，此处不作赘言。惟我们需注意，卞壸作为司马越及河东裴氏家族在江东安排的另一代理人，因缘时会，在司马睿镇江东之初便加入其阵营，并以“岩岩”的形象效命始终[35]，足见司马睿本身已具备的号召力。此外，请特关注江南“三定”之事。

　　讨伐陈敏时，长城钱氏在武力上坐大，钱广，《晋书·周玘传》云：“敏弟昶为广武将军、历阳内史，以吴兴钱广为司马。玘密讽广杀昶”，《甘卓传》云：“会周玘唱义，密使钱广攻敏弟昶，敏遣卓讨广，顿朱雀桥南。会广杀昶，玘告丹阳太守顾荣共邀说卓”，《陈敏传》所言最详：“准遣扬州刺史刘机、宁远将军衡彦等出历阳，敏使弟昶及将军钱广次乌江以距之”，“钱广家在长城，玘乡人也，玘潜使图昶。广遣其属何康、钱象投募送白事于昶，昶俯头视书，康挥刀斩之，称州下已杀敏，敢有动者诛三族，吹角为内应。广先勒兵在朱雀桥，陈兵水南，玘、荣又说甘卓，卓遂背敏”；钱端，《晋书·陈敏传》云：“弟恢率钱端等南寇江州，刺史应邈奔走”，《张光传》云：“时江夏太守陶侃与敏大将钱端相距于长岐，将战”，疑后以参与诛灭陈恢之功为司马越部将，死于石勒攻击，此广、象、端一辈，率由反正起家，行近于甘卓。钱璯，《周玘传》云：“初，吴兴人钱璯亦起义兵讨陈敏，越命为建武将军，使率其属会于京都”，按，此事不在顾、纪为辟之时，却在永嘉四年（310），当时越正忙于动员各地军队保住危如累卵的洛阳，召璯入洛，正是此性质，乃完全的实力原则。《周玘传》继云：

　　璯至广陵，闻刘聪逼洛阳，畏懦不敢进。帝促以军期，璯乃谋反。时王敦迁尚书，当应征与璯俱西。璯阴欲杀敦，藉以举事，敦闻之，奔告帝。璯遂杀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孙皓子充，立为吴王，既而杀之[36]。来寇玘县。帝遣将军郭逸、郡尉宋典等讨之，并以兵少未敢前。玘复率合乡里义众，与逸等俱进，讨璯，斩之，传首于建康。

　　《晋书·怀帝纪》称：二月“戊午，吴兴人钱璯反，自称平西将军。三月，丞相仓曹属周玘帅乡人讨璯，斩之”，《资治通鉴·晋纪九》：二月，“太傅越征建威将军吴兴钱璯，及扬州刺史王敦，璯谋杀敦以反，敦奔建业告琅邪王睿，璯遂反，进寇阳羨”，此处却说是“闻刘聪逼洛阳”，按，《晋书·怀帝纪》：“六月，刘元海死，其子和嗣伪位，和弟聪杀和而自立”，到十月，尝到王弥经营策略甜头的石勒和想同分一杯羹的刘聪大举进攻洛阳[37]，亦即璯十月间方反，此时适逢越征天下相援，而鲜有至者。究竟二月还是十月，似乎各有道理[38]，不必细究，关键是“二月”和“十月”各向我们传达了一些信息。总括起来就是，司马睿领越增援洛京之命而又不愿意贡献嫡系部队，遂转嫁到钱璯身上，璯去则完成任务又绥抚内境，不去也可引祸及其身，趁势剿灭，为两全之策。

　　璯偏要“杀敦以反”，应与当时敦对睿明显的归附倾向有关[39]，有两个不可忽略的现象，一是睿并无促敦北行之举，二是敦当时官扬州刺史，在广陵地界怎会如此孱弱？是故有可能敦奉睿之命，警备于广陵，名义上偕璯同行，实则促璯勿停，璯终反叛，并未在睿谋略之外。璯在广陵起事，自号“平西大将军”，又劫立孙皓之子，是则此“西”，无疑指建邺的司马睿，然而实际却往东南，“来寇玘县”，此中当有司马睿在建邺一线严兵相待的因素在，此时睿手中必有可堪一战之重兵，否则无以完成同年赶走周馥，控制淮南的事迹。

　　又，钱、周二氏关系似本不差，璯西向受阻，北上又本就不愿，于是意图返乡聚集力量，而由广陵去长城必然要经过义兴，所以未必就是入寇，只是周氏武力为江南最盛，在基本面上仍效忠于睿，而钱氏武力有后来居上之意味[40]，睿又专遣小股人马至境，故站在周氏立场，若避战，对家族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有学者倾向强调睿与丹杨、吴、会稽豪门大族结成的政治共同体援引中原亡官失守之人，对吴兴士族的迫害[41]，这虽能解释不少史料，却未免拘于模式化的片面，在我看来，睿开安东将军府期间与周氏关系尚可，上文已说过玘在越与睿之间的选择趋向，玘基于武力的江东本位，使他只对有同样抱负的诸侯王才会归顺，司马睿“先南后北”战略[42]，一度对他吸引当不在小；睿奉命南来，很可能本有与陈敏相同的漕运江南粮谷以济中州的经济目的[43]，作为惟一见于史文的仓曹属，玘所担当的任务亦决不在轻[44]；又《晋书·王导传》，导向睿进荐的“南土之秀”中即将玘与顾、纪、贺同列，《周玘传》，王恢“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可见周氏与所谓“诸伧”，与吴会集团，矛盾也非向来深重，不可调解。周氏作为一支明确的政治力量，其地位不会被轻易忽视[45]。不过，睿在立足江南过程中，基于时势，特重江淮之间的镇静巩固，玘在仓曹任上，当常被要求以自身力量服务于睿的这种具体战略需求，包括“玘县”的“地沃民阜”[46]，更重要的是，至此时，玘之兵源仍需“率合乡里义众”，而不是世袭武装；如唐文中分析的，睿移镇建邺时从下邳带来的安东军府兵不会多，而此时却已具备一定兵力，《文献通考·兵制》云：“元帝南渡，调兵不出三吴”，是以存在着关于武力和资源控制权的争夺，遂萌龃龉。钱、周二氏一旦开战，最起码，也能假璯之手，予玘以试探性打击。总结起来，也就是说，睿可能用了连环策，已开始把矛头对准周玘。

　　此次平乱使睿第一次感性认识到周玘力量的强大。同年十一月，司马越知京城难守，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洛，其时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寿春，严重威胁到越及其亲党所控制的以洛阳为中心的战略格局[47]，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书”，“大怒”，按《晋书·怀帝记》，“越使裴硕讨馥，为馥所败，走保东城，请救于琅邪王睿”，但按《周馥传》，“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硕，馥不肯行，而令硕率兵先进。硕贰于馥，乃举兵称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图馥，遂袭之，为馥所败。硕退保东城，求救于元帝”，是可知越对馥已无力干涉，睿掌控住了区域局势，并成为中心。馥向晋廷建策迁都，给睿也带来压力，同时，前述馥代刘准及其后发展，于睿在江南的逐步崛起而言，无疑是潜在威胁。有论者将睿的动作解读为不待越令而击馥，或诠释过度，不过，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睿急于进一步扩充自身实力，而周馥之事为他提供了良机。睿“遣扬威将军甘卓、建威将军郭逸攻馥于寿春。安丰太守孙惠帅众应之”，惠职“非南朝所授”，而“率众应卓”，战胜之后，睿却用庐江何锐代惠为安丰太守，又添一地，可见其情迫切。

　　及越死，华轶以越心腹不奉琅邪[48]，睿遣军备之，至洛阳城破、怀帝被俘时犹未撤军，终以王敦统兵击灭。永嘉五年讨华轶之役，所以能较快取胜，周广、卫展的倒戈是个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陶侃与轶在此前“告绝”，《晋书·陶侃传》录此事云：“华轶表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又以臻（侃兄子）为参军。轶与元帝素不平，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于帝。帝见之，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至此，司马越时代刘准、刘弘二股力量之遗绪中的精华部分，已对睿全无威胁，“王与马”的组合成功奠基江南，无怪睿会“见之，大悦”。汉政权陷洛阳后，“焚烧而去”，一般认为是因洛阳四面受敌之故，而四面之“敌”，以江南尤大[49]，“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荆扬晏安，户口殷实”，此时荀藩等建行台于密，传檄四方，推睿为盟主，分授官爵；远在幽州的王浚于七月立皇太子，布告天下，备置百官，以荀藩为太尉，睿为大将军，自为尚书令；种种迹象，足见睿在武力方面的举足轻重。攻灭华轶，可视作睿挣脱正统性上出身渺小之限制，建立新正统的标志[50]，也是其实力扩充的延续。惟对睿而言，如此标志性事件最后归功王氏名下，不能不怀拘束之感。

　　细考此役，睿方参与者甚众。除王敦外，按《晋书》各传，计有孔愉、陆晔、顾众、虞潭、王彬、庾冰、庾亮、贺循、纪瞻、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王导等。《晋书·华轶传》“轶遣别驾陈雄屯彭泽以距敦，自为舟军以为外援。武昌太守冯逸次于湓口，访击逸，破之”，随后卫、周二人倒戈，“轶众溃”。《周访传》“所统厉武将军丁乾与轶所统武昌太守冯逸交通，访收斩之。逸来攻访，访率众击破之。逸遁保柴桑，访乘胜进讨。轶遣其党王约、傅札等万余人助逸，大战于湓口，约等又败。访与甘卓等会于彭泽，与轶水军将朱矩等战，又败之。轶将周广烧城以应访，轶众溃”，总结起来，战役分四阶段，首先是周访击冯逸，其次是访湓口之捷，再次是访、卓破朱矩，最后是卫、周倒戈，由是可知，真正扮演主干角色的是周访、甘卓二人。此役中，周访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在数月前击周馥时，挑大梁的则是甘卓，访、卓皆远非敦之班底，《晋书》所载人等可称敦心腹者，恐只有赵诱一人[51]，宋典是睿之亲近，虞潭[52]、王彬、纪瞻、庾亮、陆晔等，后来都曾在敦起兵为乱时与其对抗。又，《晋书·王导传》载，建武元年（317），睿登帝位，导“以讨华轶功，封武冈侯”，而未见此前导讨轶相关记载，所以似可认为，导借谋划攻轶之机，将敦扶为统兵之帅，“都督征讨诸军事”，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卷三十[53]中写道：“元帝移镇建业，敦素不臣，而导以兄弟遇合一时相推，讨华轶，灭杜弢，便为不世之勋”，讲的正是这个关节。平轶之年，敦始建幕府，有一系列人事运筹，引谢鲲为长史，赵诱为参军，擢王谅参府事，荐从弟舒参睿镇东大将军军事，相形之下，睿显得黯然。敦以征讨都督衔遣陶侃、周访、甘卓进向长江中游地带，可说是带走了渡江晋室的几乎全部精华，但敦此时执行的平定杜弢乃至开拓荆湘的任务，都是符合“王与马”组合根本利益的，“荆扬晏安”是东晋政权成立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故睿无法做出名正言顺的阻挠，或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身的不满。

　　《晋书·元帝纪》云：“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此中，“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乃是王导之“计”的具体化，可以不论，特重要的，是“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这句，因此句后即接“属太妃薨于国，自表奔丧”，而按田余庆先生的看法，此奔丧之事在永嘉元年十一月[54]，是故这个名单的产生其实早在敦初次自青来扬时，而不是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永嘉四年[55]。又，《建康实录·晋·中宗》卷[56]载此条云：“王敦、王导、周顗、刁协、戴若思为腹心股肱”，或更近本真，亦未可知。周顗大概可算是一个折中性质的人物，一方面，他与戴若思、刁协[57]的关系似都不错，另一方面，他欣赏王导从子羲之和向王导进“网漏吞舟”之言的顾和[58]；与极钦佩王导路线的桓彝友善；王导直到王敦举兵，刘隗劝睿“尽除诸王”时犹托阖家性命于顗。顗的名字被放在五人中间，恰合于这种态势。以上反映出，自睿渡江之始，其战略构想中，就存在一条与王导的“清静为政，绥抚南北”政策平行发展的路线，后来的刁协“刻碎”为政与若思出镇军府，乃是这路线的结果。唐文中所说“王、马矛盾早在元帝渡江之始就已有迹象”，并非无据。

　　光熙元年，司马越入主中原之初，即开始践行与王衍所定“三窟”之计，遣王澄镇荆州，王敦镇青州。敦临行前表示其方略是“当临事制变，不可豫论”，与澄“辞义锋出，算略无方”迥然相异。敦在青州不久，陈敏乱平，司马睿南渡建邺，受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敦专程自青来扬，壮其声势。敦之来，应当说主要是王导的作用[59]，而非司马越的指令，越亲王衍，而衍更看重澄，荆州与青州相比，斯时无疑前者更重要，澄至镇无所作为，而不见更换，敦至镇未闻大过，而隔年召回，论者或以《晋书·王敦传》中敦所语“今威权悉在太傅，而选用表情，尚书犹以旧制裁之”，认为敦之召回实系缪播与越矛盾斗争所致，不过，看回《苟晞传》，对此已有清晰记述：“越司马潘滔等说曰：‘兗州要冲，魏武以之辅相汉室。苟晞有大志，非纯臣，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若迁于青州，厚其名号，晞必悦，公自牧兗州，经纬诸夏，藩卫本朝，此所谓谋之于未有，为之于未乱也。'越以为然，乃迁晞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进为郡公”[60]，又，永嘉三年（309）三月，越以敦为扬州刺史时，潘滔谏越废敦兵权，云：“今树处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见贼也”，其语意与“患生心腹”几同，越虽不从，但基于潘滔与司马越深厚异常的关系[61]，敦“其后征拜尚书，不就”，原在情理之中，是则越对于敦，态度明显不及对澄，后来“京师危逼”时，澄有“率众军，将赴国难”之举，未闻敦有相似动态。这可能与衍、澄出自王祥、王雄支，敦、导出自王览支有一定关系[62]，而其实质是对于未来政局立基所在的认识分歧，后来，衍、澄俱丧，王祥、王雄支无人南渡，沦亡于北，是其明证。敦曾参与南渡谋划[63]，与王导相结，二人在江东立国的路线与王氏家族的发展问题上曾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与合作性，诚如唐文所述。不过，敦与衍的关系亦很不坏，“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衍所亲善，号为四友”[64]，衍研《易》“终莫悟”，敦向其进阮修，“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这种交谊很可能构成了越以敦为扬州刺史的主因，《晋书·王衍传》云：“王敦过江，常称之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其“王敦过江”四字正当从此求解，要之，衍在对待澄、敦的态度上有不同，是站在其家族内部的立场，而当永嘉三年之时，司马越在北方的战略主动已濒临丧失边缘，尤其是内部矛盾重重，步履维艰[65]，衍此时调敦至扬，毋宁说是站在了家族整体的立场[66]。

　　既明王、马关系，可知为何司马睿与周玘日益水火不融。一者敦领走睿原本计划中的精锐之师，使睿不安定感大增，二者基于对二王潜在的怨愤，自镇东府开，睿更倚重刁、刘之辈，《晋书·周玘传》：“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周勰传》：建兴三年春正月（315），勰欲起兵反叛，遂父玘之遗愿，“欲起兵”，“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是可知，“自以为不得调”，乃指上文所述时段之事，而睿对刁协由军咨祭酒转为长史，使其与当时担负着镇东府军事安全重责的纪瞻并列，无疑让玘对睿之怨望白热化，终有建兴元年（313）流产之叛乱。

　　王敦离开建康的次年，纪瞻以镇东大将军府长史，追击南掠而还的石虎，获得胜利。阎步克先生曾据《晋书·纪瞻传》所载陆机对瞻的策问，推断“纪瞻认为，刑法之用源于社会质文变迁，只要在刑法上轻重以节，就并不意味着圣人之道衰败降格”[67]，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东晋“诉诸法治”余响的开端，实际是两股力量的汇流，代表了留守建康之南士武力（见第5页）的纪瞻，与在镇东府中由军咨祭酒转长史的刁协，正是以“轻重以节”的“刑法之用”为契机，围绕着司马睿的政治构想展开组合[68]，阎步克先生曾分析“魏晋时期的儒术与法术,对于维系专制官僚政治,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是构成了盟友和联军”[69]，与此有似。

　　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述此段时，特拈出陈頵之事[70]，讲东晋政权之腐朽。陈頵一事，意味不止于此，请更试论之。按《资治通鉴》，頵致书王导，当在永嘉五年左右，其核心意旨，在于“今宜改张，明赏信罚”，矫正“取才失所”“浮竞驱驰”“王职不恤，法物坠丧”之弊，王导不纳。頵所不满，一在以言谈之轻重取士的标准，一在鄙薄勤于政事之人的世风，归结起来，就是抵制中原旧风在江南的流衍。此处頵特愤恨的中原旧风，除了王导的“愦愦”之外，与过江入睿府的玄谈人士某些表现相关。《晋书·光逸传》录“八达”故事：逸“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辅之即胡毋辅之，按《晋书》本传，其人在中原时便“与谢鲲、王澄、阮修、王尼、毕卓俱为放达”；《晋书·温峤传》说到后来峤奉表诣建康劝进时，“王导、周顗、谢鲲、庾亮、桓彝等并与亲善”，《羊曼传》：曼与“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明帝记》：明帝为太子时，“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自王导、庚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卞壸传》载，明帝时，壸勤于任事，“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庾亮、王导、羊曼、胡毋辅之、阮孚、光逸、周顗、桓彝等，于时皆在睿府或受睿节度，陈頵出身“孤寒”，在镇东府中，仅“行参军事，典法兵二曹”，位卑言轻，指向的又是一宏大问题，无怪导不纳其言，但究实质，頵的意见与“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在玄谈世风与取士标准上是基本一致的[71]，頵后因“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出除谯郡太守”，恐是其出身太低[72]，睿无法保全之故。頵投书于导同岁，敦自设幕府，用鲲为长史，后羊曼等亦入敦幕，鲲“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敦以其名高，雅相宾礼”，俨然有昔日王衍门下的气氛，次年，王澄“赴建康之诏”，过诣敦，《谢鲲传》：“王澄在敦坐，见鲲谈话无倦，惟叹谢长史可与言，都不眄敦”，敦之杀澄，大有私人恩怨在，亦颇显其不臣之心，此外，似更有一层摈弃玄谈风习的意涵，《王尼传》：尼“避乱江夏”，王澄“遇之甚厚”，“俄而澄卒，荆土饥荒，尼不得食，乃杀牛坏车，煮肉啖之。既尽，父子俱饿死”，不闻敦有援救情事；《谢鲲传》：“及敦将为逆，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理。'”，“庸才”二字[73]，脱口而出，则是进一步之发展。综而言之，司马睿与王敦在政治角力的进行中，对高门玄风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本能疏离，而王导以他调和者的面目，似乎成为高门玄风的保护和代言之人，从三人不同的归宿看，高门玄风，仍是时代的强音，自然的选择。

　　如何看待高门玄风与江东士族之间的关系呢？论者一般都认为，学术思想及文化观念上的不同，是当时南北之别中最切要的部分。吴正岚先生的研究表明，就总体而言，当时江东士族学术仍以重儒轻玄为特色，也因之在东晋文坛鲜有作为[74]。由此出发，某些史实或可得一新解。刘淑芬先生注意到，会稽士族和吴郡士族身受的待遇，存在巨大差别，所以前者心怀不满[75]。过往对这一现象，多是从单纯的门第强弱着眼观察，吴先生的研究认为，其时会稽孔氏家学特征是“崇教化、重刑律与政治才能”，虞氏家学特征是“儒学兴盛而学风最为保守”，相形于吴郡大族在坚守儒学本位同时的“接触玄谈”，这些特征，想必构成王导心中之芥蒂。不过，吴郡士族与王导之间的抵触也是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的，而且二十世纪大量的考古工作证明，“南北不婚”，并非向壁虚构，据统计，南京地区出土的同期墓志中，反映南北联姻只有六则，涉及王导的，只见由其操纵的王闽之娶吴兴施氏[76]一例。这样看来，第一，由于学风之异，会稽士族有趋近刁、刘的危险，不能亲近；其次，由于门第之别，吴郡士族虽对玄风有所接纳，整体上仍保守自居，也只可徐图笼络；最后，当时的吴兴，蕴藏着江东地域最称桀骜的武力。于是，构成了王敦援引沈充、钱凤为谋主、王导结婚施氏的历史机缘。

　　敦于摈弃玄风之时，将门第观念也抛诸脑后，导于重视玄风的外表下，尤重门第之培养、交融，当时之士，口吐老庄之言绝非一家专利，《晋书·刘隗传》载“敦与隗书曰：‘顷承圣上顾眄足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隗答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敦得书甚怒”隗虽倡刻碎之法，而出口则老庄之言，足为垂证，是以“高门玄风”四字，要害在“高门”，田余庆先生之《东晋门阀政治》，高标“门阀”，当从此索解[77]，敦以大逆而死，导仍操持国祚，千载之下犹有寅恪先生追述“江左夷吾”功业，其间底蕴，也在此端。

　　上文对“三定”之役中王敦扮演角色的考察，其实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敦的“奔告”行为不是事先与睿计划好的，而是一种尽量保存自身实力的动作，这样，就与《晋书·儒林传》所载上一年（309）中敦以贺循、杜夷应怀帝诏举贤良、文学，且上疏逼夷赴洛一事[78]实质相近。都给司马睿造成困窘。不过，无论是哪种猜测，以南渡而为正朔的格局都渐渐奠定起来，无论是哪种猜测，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的因缘都在渐渐酝酿之中。

　　王敦在永嘉五年（311）之后开始向长江中游拓展，也许此时的他，已不大记得八年前的张昌。张昌之起很大程度是由于长江中游地带空虚，其派石冰东略，也是因为起事成功后长江中游地带面临的强大外部压迫，而欲另谋出路，事实上，其最后之失败也就在江夏。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51-167页。

[2]猴子（候旭东）《对读“王与马共天下”与“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有感》，参见“往复”论坛“史林杂识”，“东晋门阀政治讨论集”，http://wangf.net/data/articles/b01/197.html。

[3]林校生《关于王敦幕府的考察及推论》，《华侨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该文获祝总斌先生好评。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多蒙林先生指教，并得其由福建寄赠之《“八王之乱”丛稿》一书，谨此致谢。

[4]按《晋书·周处传》，处之入洛当与其早年“寻二陆”的事迹有一定关系。

[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72页。

[6]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26页。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75页。

[7]关于张翰，比较周全的研究可参见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6-107页。按《晋书·张翰传》，张翰北仕是贺循带动，二人南归，一为赵王伦废惠帝，一为齐王冏辅政，大致都在公元301年。贺循北仕是陆氏兄弟举荐南士的最典型事例之一，张翰对顾荣南归心理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此二人这次南归对二陆兄弟必然造成不小的影响。

[8]语出《晋书·陆机传》。

[9]《晋书·陆机传附孙拯传》载拯“能属文，仕吴为黄门郎。孙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与顾荣以智全”。

[10]参见林校生《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刊于《宁德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7页，以“六品下才”指敏之官，“七第顽冗”指敏中正所上之品。张旭华在刊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的《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一文中以此言意为乡品在六、七品间，意似含混。罗新《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98年第2期，以七弟乃指陈敏七兄弟，我认为依据不充足。阎步克曾对此做过精详的学术史回顾，并认为“七第”恐是“九第”之误，此言当理解成“官品第九，中正品第六”，相对来说，其论证较为周密圆通，见其《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六章“中正品与勋位”，314-3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1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4]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31页持310年说。

[15]乔同样在讨灭张昌中立下大功，继又站在司马颙一方与司马越对抗。

[16]张傧生《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179-180页，“刘乔阻兵抗越”小节；184页，“陈敏乘机叛变”小节，认为“是时河间、东海相持，中原继续混战，敏遂趁机据历阳而叛”。

[17]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147页。

[18][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9]《晋书·纪瞻传》云：“慎行爱士，老而弥笃。尚书闵鸿、太常薛兼、广川太守河南褚沈、给事中宣城章辽、历阳太守沛国武嘏，并与瞻素疏，咸藉其高义，临终托后于瞻。瞻悉营护其家，为起居宅，同于骨肉焉”。但这则材料起码有两处可探讨之处，第一，《晋书·薛兼传》云：子颙，先兼卒，无后。第二，兼与瞻同郡又经历几同，并列“南金”，焉有素疏之理？

[20]如王永平《江东士人与陈敏之乱关系考实》，《江海学刊》，97年第1期。

[21]而且，即使说四五人也有问题，如《晋书·贺循传》说：“惟循、吴郡朱诞不预其事”，但《华谭传》所录华谭致顾荣等书中说到：“永长宿德，情所素重；彦先垂发，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纪特隆；令伯义声，亲好密结”，其中之永长，据《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三所载，就是朱诞之字，是则朱诞的行迹都值得怀疑，又周玘乃一度“称疾不行”，后来有否短期就范，也存疑问。

[22]据《晋书·纪瞻传》，同舟东归者尚有陆机从弟陆玩，所授职务，查《资治通鉴》，知是“辟为掾”，稍低。

[23]纪瞻与周玘都被诏为尚书郎，散骑郎则后者有前者无。

[24]林校生《西晋末司马睿府佐吏考略》，《宁德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另外，薛兼此时任睿府军咨祭酒，周玘任睿府仓漕属，后虽玘对睿大觉怨怼愤懑，可他坚持不为越所辟而投睿节度，本来就说明他的倾向。

[25]瞻在永嘉六年石勒军南下侵扰还师时，奉睿命追击石虎，获得大胜。

[26]另外，虞潭后来在王含、沈充攻逼建康时，于养病告归之地聚兵勤王，被晋明帝紧急手诏委任为会稽内史，或能算作又一例。

[2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页。

[2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页，注二。

[29]周馥当时表现还算中立，而司马越早在所谓“迎大驾”时就有“以馥为中领军”的打算，回到历史场景，越以馥代刘准，似有觊觎从准处接掌过来的镇东将军所辖那部分兵力。

[30]按之于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知江乘在历阳和建康东北面，故说“北走”，说“东奔”，都不为错。

[31]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32]按之于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此时公历是公元307年2月初，不少专书直接写作306年12月，不确。

[33]据《晋书》数传材料知，“洛京尚存”之时，睿、导已谋另立中心，越曾“移檄征镇”，征兵援洛，未见睿发兵之记载，后愍帝委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请求发兵洛阳为助，睿也未应，直至倾覆。

[3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5]可参考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339-34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36]我认为，这也正说明璯虽欲拉拢诸向往孙吴复振之士，然与其究非同一气类，同时，这批士人也开始将目光集中于睿这位有晋以来江东观念最强的诸侯王之上，可参阅刘雪枫《吴姓士族与东晋早期政治》，刊于《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37]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林石《西晋八王事行系年》，《宁德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38]《通鉴考异》对此有辨，然将此与王导传中之“敦来朝”相连，似乎不确，田余庆先生即跳过不论。林石《王敦行年简表》将“敦来朝”事系于永嘉元年敦刺青州时，比较合理。

[39]林石《王敦行年简表》，《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40]此次平定之后，“百姓饥馑，盗贼公行”，可见破坏力不小。

[41]如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其中《东晋的建立与江东士族》一文有详述。

[42]清人刘体仁《通鉴札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中以长篇论“东晋内讧”，结尾即云：孰谓安内之事，缓于攘外哉！用“安内攘外”之义解释东晋史事，别处似未有见，刘氏之说，不无道理。

[4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4-15页。

[44]严耕望先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上册中曾整理此职概况。

[45]明人程敏政所撰《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五中，收有署名方回，作于明末的《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一篇，言：元帝“初以周玘为会稽都尉，顾荣为豫章都尉，分兵定东土”，虽官衔事迹皆于史无征，某种意义上还是能反映出睿对江东格局的基本态度。

[46]语出《宋书·始兴王濬传》。黄淑梅《六朝太湖流域的发展》（第二版），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划——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当时吴兴经济力量的评估都不低。

[47]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5页。

[48]李培栋《陶侃评传》，《魏晋南北朝史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25页。

[49]周伟洲《汉赵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3页。

[50]审视东晋政治，“王马”之“马”不应处理为可有可无之陪衬，按阎步克的说法，其实蕴涵了后来历史的模板，参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阎氏所撰《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一章的第二节《专制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51]即使算上顾众，最多也只有二人。况且顾众后来在王敦之乱中的举动，被视为“态度持重，不显锋芒”的典型，参见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1991年，台湾，文津出版社，71页。

[52]按《晋书·虞潭传》，次年，敦版潭为湘东太守，潭以疾辞。

[53][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5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0页。

[55]林石《王敦行年简表》，《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同时，按这样的新时序，也为林文对敦之初次南来在永嘉元年的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持。另外，此处的“以贺循为参佐”，也与前文中对循所做分析相契合。

[56][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张忱石标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7]《晋书·邓攸传》载：“攸与刁协、周顗素厚，遂至江东”。唐文中所引《世说新语·方正篇》材料其实亦说明了此种关系。

[58]关于顾和其人其事，较有见地的研究可参阅何启民《永嘉前后吴姓与侨姓关系之转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二十六期，1972年12月，亦收入氏著《中古门第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

[59]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60]苟晞后来并未由“名号”既厚而不生“祸患”，最终仍公开向越发难。

[61]依《晋书》诸纪传所载，潘滔一贯与敦有嫌隙，而司马越为保潘滔，曾不惜与苟晞结下仇怨，直到越身死之永嘉五年（311），犹有“东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情事。

[62]卜宪群《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邪王氏为中心》，《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还可参阅王汝涛《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家族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交流论文。

[6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页。

[64]按《晋书·胡毋辅之传》，此四友是王澄、王敦、庾敳与胡毋辅之。

[65]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66][日]谷川道雄《六朝贵族的家庭生活及在社会政治上的作用》，收于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其文据《颜氏家训》引申出“公务”与“私情”的概念，前者指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生存所作的一些事情，具体体现落实于“重责”二字，后者指兄弟间各自都倾向于自己妻子一侧的心情，落实于“薄意”二字，公与私在对立的过程中，公必须真正超越了私才能成立。又据《三国志·夏侯玄传》，引申出家政“公务”与国政“公务”，认为二者密切相连。谷川先生这一看法在他此前文章《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中已有表达：“家族意志的统一，亦即家族各人都站在公的立场是必要的，否则要向家族、乡党伸手是不可能的。名望家支配是通过名望家之家族内部公私的纠葛、公克服了私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能够超越私而从事公，可以说是具有名望家层的荣誉”，该文收在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还可参见氏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一书，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氏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导论部分，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67]阎步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质文论》，《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亦收于氏著《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68]按照汪籛先生的看法，兹事情形是“吴中士族深深了解到一面抵御胡人一面抵御庶族（陈敏之乱欲尽诛诸士人）的困难，也深深体会到在一个领袖的名义下团结豪强的必要”，“司马睿于南北士族交互利用下登上大宝”，参见汪籛《东晋的建国》，收于氏著《汉唐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按，汪先生这个意见虽有可再商榷处，总体分析却比同类表述高出一筹。

[69]阎步克《南齐秀才策题中之法家论调考析》，《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亦收于氏著《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7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458页。

[71]王炎平先生在《关于王导与东晋政治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将陈頵、熊远、陶侃、戴邈、颜含、卞壸、应詹、干宝等人都归为“主张以法治矫宽弛者”，该文收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72]《晋书·陈頵传》载頵最后归宿：“侃以为能，表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年六十九卒”，足见“大姓”对頵一贯之敌视。另可参阅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209页。

[7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9-204页，对鲲与陈郡谢氏初过江景遇做了详尽研究、分析。

[74]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2、89页。

[75]刘淑芬《六朝会稽士族》，《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

[76]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此吴兴施氏，恐即“山贼施但”后人，参见拙文《吴兴沈氏研究二题之一》附论。

[77]可参阅陈苏镇《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

[78]此时敦刚过江，未见敦逼循赴洛记载，想是有所顾忌之故，但其既上循又逼夷，无疑带有挑衅色彩。另，按《晋书·儒林传》材料，后来夷渡江，睿十分看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