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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教育出版社
ISBN 7-5382-1500-X/C.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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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公钟秦公簋之年代问题
秦公钟、秦公簋铭皆言“十又二公”，自宋以来学者考证纷纭，莫衷一是，今试清理如下。
秦公钟，不知出于何地，北宋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中，叶清臣守长安所得，上之于朝。皇祐元年（１０４９）自内府降出，使考正乐律官宦图其状，尝模其文以赐公卿。杨南仲为图刻石，因以流传。吕大临《考古图》卷七即据杨本著录器形及铭文。赵明诚亦据杨刻铭文收入《古器物铭》第四（见《金石录》卷十一，今已失传）。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七又据赵氏《古器物铭》摹刻铭文。展转翻刻，竟赖以保存。
秦公钟铭开头几句是：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穴黾}又（有）下国。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龚夤天命，保[R002]厥秦，虩事蛮夏。……
“不坠”后二字原有损伤，早期著录如吕大临，董逌、薛尚功皆误释为“上帝”。因此二字不明，学者多置之不理，而读至十又二公止，字句不完，文义不正，对考定年代的工作影响很大。南宋初，翟耆年《籀史》卷上释为“在上”，近代孙诒让《古籀拾遗》卷上又加以论证，其说可信，学者多从之。
现在，为了讨论上的方便，据《史记》的《秦本纪》及《秦始皇本纪》卷末所附“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作《春秋秦公世系表》如下：
非子－秦候－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静公－宪公┬武公
├德公┬宣公
└出子├成公
└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夷公－惠公－悼公－（下略）
宋代学者对十又二公有种种推测，今按年代先后节引于下。杨南仲云：
秦钟，其铭云十有二公。按秦自周孝王始邑非子于秦为附庸，平王始封襄公为诸候，非子至宣为十二世，自襄公至桓公为十二世，莫可知矣。这是最早的一家，方法是很客观的，观上列世系表，非子至宣、襄公至桓皆为十三世，而称十二世者，盖因静公早卒未立，或出子童年被杀不称公，故不计其世数。
胡恢云：
《世家》方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间出子遇杀，岂不得列于世数耶？这里“世家”二字是“本纪”之误。按《世系表》，秦侯至穆公是十四世，胡恢排除出子乃为十三世，因为他先有钟必秦穆公所作的成见在胸，遂从秦侯始，其所谓十又二公，指秦侯至成公。
欧阳修云：
按《史记·秦本纪》，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为大夫，……太史公于《本纪》云襄公始列为诸侯，于《诸侯年表》则以秦仲为始。今据《年表》始秦仲，则至康公为十二公，此钟为共公时作也。据《本纪》自襄公始，则至桓公为十二公，而铭钟者当为景公也。故并列之，以俟博识君子。
欧阳修是北宋极为通达的史学家。他这里提出秦仲至康公、襄公至桓公两说，皆不计静公。
赵明诚云：
……犬戎之难，襄公有功周室，于是平王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遂能攻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而《诗》美襄公亦以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盖秦仲初未尝称公，庄公虽迫称公，然犹为西垂大夫，未立国，至襄公始国为诸侯矣。则铭所谓“奄有下国，十有二公”者，当自襄公为始，然则铭斯钟者其景公欤。赵氏的说法和杨南仲、欧阳修的第二说同，而解释加说。赵氏此说继欧阳修而发，则十二公中亦不计静公。
董逌云：
铭曰：秦公“奄有下国”，考秦之先盖秦嬴，受地西垂，为国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公赐岐西地，名在诸侯，其世数可考而知也。今曰：丕显皇祖“十有二公”，则秦公不自列于世矣。……自非子始邑则十二公后当为成公，……秦至成公世号为强大，其称受命盖追本所始，而诸侯有国则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列。……和钟之作，吾知其在成公世矣。董氏之意，非子至宣公为十二公，作钟之秦公为成公。
董伯思云：
予按《本纪》，周孝王命非子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以铭所谓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为附庸，则至成公为十二公（烺按：非子至成公实十四世，或以静公不立、出子贼杀，未计在内），……然据铭云“丕显朕皇祖，奄有下国，十有二公”，方言皇祖奄有下国盖谓始有土之君，则当以非子为始，虽曰附庸，盖亦国也。况有周锡命分土之文，得不为奄有下国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则是钟为成公作无疑矣。又所谓十有二公盖自始祖而下至今为公之数，而欧阳公以为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钟者为十三世，亦非也。案铭之首称“秦公曰”，则知见为君者固自称公，春秋时列国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谓之公也。黄伯思是一位极博雅的学者，但在这篇文章中不够慎重，有许多错误。他反对欧阳修“作钟者十三世”之说，更是无理。铭文首言“秦公曰”，自是作钟者的语气，继言十又二公，则决不会把自己摆在十二公之内，此虽由“不坠□□”句有缺画，文义不完，黄氏亦欠思考。
秦公簋，１９２１年甘肃省天水县出土，先后归合肥张氏、大兴冯氏收藏，今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与秦公钟大半相同，学者多以为是一时所铸。铭文开头的一段是：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龚夤天命，保{冖鼎}厥秦，虩事蛮夏，……。
名家考证题跋甚多，其牵涉到十二公的摘记于下。
罗振玉云：
予意十二公当自秦侯始，至成公为十二世。成公之后为缪公，作钟与簋者乃缪公也。秦自襄公有功王室，得岐西之地，始与诸侯通使聘享，至缪公益昌炽而称霸焉，故铭文中有烈烈桓桓语，铭勋制器当在是时。秦缪（穆）公是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故此说最容易为人接受，一时学者马衡、于省吾等皆从此说。
柯昌济公：
《史记·秦本纪》自庄公以降，襄、文、静、宪、武、德、宣、成、缪、康、共，凡十二公，共公卒，子桓公立，是器殆桓公所作也。
容庚云：
余谓秦之称公，自秦仲之子庄公始，历襄、文、宪、出、武、德、宣、成、穆、康、共，为十二公，铸器者乃桓公也。柯、容两家皆谓铸器者乃秦桓公，十二公始秦庄终共公，而计算方法又不同，容不计静公，柯不计出子。
郭沫若云：
余今得一坚确之证据，知作器者实是秦景公，盖器与齐之叔夷镈钟除大小相异而外，其花纹形制全如出自一范也。叔夷镈钟作于齐灵公中年，秦景公以灵公六年即位，年正相同；用如所谓十又二公实自襄公始列为诸侯始也。此事足证图象研究之不可忽。郭沫若这个方法最好，断定秦公钟的年代应当结合形制花纹考察，这是最牢靠的办法。
综括各家说，列表如下（见８０页）：
以下归结为五种说法，主张最后一种说法者最多，其可靠性也较大。三十年来，宝鸡地区发现了许多秦墓葬群，作过一些发掘工作，可惜都是小墓，缺乏钟，便可以与秦公簋进行比较的材料不少，例如阳平镇秦家沟村秦墓一、秦墓二，所出铜器花纹多与秦公簋相似，簋的形制亦同。利用考古材料来解决秦公钟、秦公簋的年代问题，当是有益的。
┌─────┬───┬────────────┐
│ 十二公 │作器者│ 学者姓名 │
├─────┼───┼────────────┤
│非子至宣公│成 公│ 杨南仲 董 逌 黄伯思│
│秦侯至成公│穆 公│ 胡恢 罗振玉 │
│秦仲至康公│共 公│ 欧阳修 │
│庄公至共公│桓 公│ 柯昌济 容 庚 │
│襄公至桓公│景 公│ 杨南仲 欧阳修 赵明诚│
│ │ │ 郭沫若 │
└─────┴───┴────────────┘
（二）在帝之坏
《秦公簋》“十又二公在帝之坏”句和《秦公钟》“十又二公不坠在上”句相当。钟铭“在上”二字笔画残缺，北宋释文多作“上帝”盖起于杨南仲，文理不通顺，欧阳修、赵明诚、董逌、黄伯思皆读至十又二公句绝，以下置之不理，这样便成了“奄有下国十又二公”，对于十二公的准确理解有很大影响（例如黄伯思竟把作钟者也算在十二公之内）。南宋初，翟耆年根据残余笔画改释为“在上”，近代极有名的古文字学家孙诒让肯定了这一成果，又加以说明，这一句遂可读通。１９７８年，宝鸡太公庙出土秦公镈钟八具，铭文有“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这是说秦公的祖宗三代都在天上，命意遣辞和秦公钟相似，证明翟耆年释文是正确的。“在上”二字铜器铭文中常见：
《虢叔旅钟》皇考严在上，翼在下。
《番生簋》不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上指天上，下指人间。仅言在上不够神气，对于死去的王一定说他在天上和上帝在一起，如：
《<首犮>钟》先王其严，在帝左右。
《<害夫>簋》〔前文人〕其濒在帝廷陟降。这两件都是西周王室的礼器，特别指出先王和上帝的关系。又如：
《叔夷钟》[R003]々成唐（汤），又严在帝所，尃受天命，刻伐夏司（祀）。这是公元前六世纪中期齐国一位官员所作，所述成汤是商代创业之君，故活首“受天命”，死后“在帝所”。《秦公簋》“在帝之坏”和《<首犮>钟》“在帝左右”的用意相同，而“帝坏”和《<害夫>簋》的“帝廷”、《叔夷钟》的“帝所”构词亦近
坏字从{十厂}不声，王国维释为坏。容庚《金文编》土部坏字下，收三个字，出于《竞卣》、《鄂侯鼎》、《秦公簋》，这个次序是按照年代先后排的。
《竞卣》惟白屖父以成自即东，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R004]。……
《鄂侯鼎》王南征、伐角口，惟还自征，在[R005]。……
[R004]即[R005]，皆地名，王国维谓“殆即大伾”，学者多从之。[R006]字《说文》中两见，卷五下[R006]部以为部首，即郭字；卷十三下土部又以为墉字古文，郭与墉字义相同（近代口语犹呼郭为鄘城），仅读音歧异。古代城郭皆以土筑，故从[R006]之字可改从土，《金文编》卷十三土部之埚、堵、坒、城，等字均有其例，《说文》卷十三土部，垣、堵、城籀文皆从[R006]，可见西周从[R006]之字籀文因袭不变，小篆皆改从土。这适合汉字简化的规律。秦公簋[R00?]字所从之{十厂}，处于由[R006]变土之中间形态，竟读[R006]或读土还不敢定。惟“不”是声符，字当读坏，则无可疑。[R006]是城垣，坏字本义当依此求之。
《礼记·月令》孟秋之月“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又孟冬之月“坏城郭”，郑玄注：“坏，益也”。这个坏字后世都写作培。培是动词，墙垣城郭需要培修，转化为名词，培即墙垣城郭之义。《国语·晋语九》“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培”，垒是营壁，培是垒上增高的土墙。《淮南·齐俗》“凿培而遁之”，《注》：“培，屋后墙也”。《汉书·扬雄传》“或凿坏以遁”，《注》：“坏，壁也”。从这些材料看，坏就是墙垣。
最后说一下“帝之坏”和十二公的关系。甲骨文、金文中所见之帝常是上帝。上帝住居天上，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古人在北极附近找到一颗星称为帝，周秦间人认为就是天极星。天极也称北辰，《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也就是天上的政治领袖，《史记·天官书》：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馀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正义》说“太乙，天帝之别名也”，这个注解是对的。问题接着就来了，匡卫十二星是否十二公的位置，紫宫是否“帝之坏”？我看不是。紫宫的场面太小了，里边最亮的星不过三四等星，不惹人注意，除非天文专家理会不到它们，而匡卫十二星事实上是十五个小星，数目也不合。《步天歌》首紫微垣，似可与“帝之坏”相比附，但成书的年代太晚，于古无征。十又二公的位置应当另作解释。
（三）法天之数
自宋代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几位著名的史学家，对十又二公的考证颇费心思，成绩是很大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呢？没有。各家所定十二个秦公，起止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皆认为由某一个显赫的秦公开始，经历十二世，其下一世也是一位不平凡的统治者作此铜器。这是一种典型的史学考证方法，但是对研究古代中国史却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现在首先要问为什么说十又二公，十二这个数目字是怎么来的？先看儒家者言，也就是传统的说法。《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说：
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杜预注：
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
经文只说十二为天之大数，《杜注》说天之大数由于天有十二次，这应当分开来看。前一点是古人共同的意见，后一点则是一家的解释。杜预是西晋时人，通天文历法，“十二次”是天文学家的术语。《逸周书·周月》：
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进一次而与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历舍于十有二辰。终则复始，是谓日月权舆。
这里两个次字即十二次的次。次是岁星所在的位置。《国语·晋语四》说“文公在狄十二年”为“蓄力一纪”，《左传·襄公九年》说“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古人认为岁星（即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所在的位置叫作一次，故周天有十二次。但是，十二年绕天一周这个周期太长，一般人不会留心每年岁星怎样移动，十二次在非天文专业人员的头脑里不会形成一个概念，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把它当作天之大数。古人最早知道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是天之大数首先是从十二月来的。《史记·天官书》：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於斗。
北斗七星在紫宫之外，由于光亮度大，形状奇特，华北一带广大农村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它的。斗口永远向着极星，环绕天周天恰好一年。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夏小正》：
正月，斗柄悬在下。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斗柄悬在下则旦。
每月斗柄所指皆有固定位置，这样自然把周天分成了地下二个部位，构成“帝之坏”。
《周礼·春宫·宗伯》：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辩其叙事，以会天位。
岁、月、辰是三种东西，运行的方法也不一样，但其为十二之数则同，凑在一起，数量的增多，使十二为天之大数这一观念更加确立。儒家经典中常可看到“制礼上物”采用十二之数是取法乎天的议论。《礼记·郊特牲》：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郑玄注：天之大数不过十二）。乘素车，贵其质也。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礼记·深衣》：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
从天子祭天之服，贵族闲居之服，到庶人的礼服，都要在十二这个数目字上做文章，这便是法天之数。
《礼记·礼运》：
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生、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礼运》托言孔子，实汉代人著作。这一段是在宣传五行学说，播五行于四时而生十二月，播五声于六律而生十二管，播五味于六和而生十二食，播五色于六章而生十二衣，观其根本的东西，月、管、食、衣，皆以十二为纪，这把十二之数提到理论高度，把它看作自然规律。
古代儒家以外的典籍也常见十二之数，这主要是阴阳家，有一些则多或少受阴阳家的影响，今不细说。
《楚辞·天问》：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在？列星安陈？（王逸注：沓，合也，言天与地合会何所？十二辰谁所分别乎？……）
古人相信天圆地方，天和地是怎样接触的呢？天上的十二位是怎样划分的呢？《天问》是屈原呵壁问天之作，战国时人在壁画中怎样表现周天十二位这种场面，已不可见。１９４２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楚帛书，在一幅方整的帛上，四周有文字和图画，中间写着两段文章。第一段直行写共八行，第二段倒过来即逆行写，共十三行。一顺一倒左右相对，极似宋代人所作太极图，大约这里也寓有阴阳之意。四周每边分为三区，共十二区，画着十二个不同的神怪。左方是春，上方是夏，右方是秋，下方是冬，皆见于文字。按这次序从左方下一区起，先逆书，到上方又右转，回环写出十二个月名（像《尔雅·释天》的“月名”，“正月为陬，二月为如……十二月为涂”）及关于每月的宜忌问题的文字。我们知道楚国用夏正，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故起左方下，则十一月在下方正中为子，五月在上方正中为午，二月为卯，八月为酉，左右相对，这个位置和旋行的方向，非常清楚。研究楚帛书的论文和专书很多，我见到的却很少，我所见的几种都把它的方位放颠倒了，非常可惜。用楚帛书可以解释《天问》“天何所沓？十二焉分”两句，也可以解释《吕氏春秋》的结构，吕不韦著书的意思和楚帛书在相同的《史记·吕不韦传》：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索隐》：“十二纪者，记十二月也，其书有《孟春》等纪”），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十二纪今在八览六论之前，似是后人移动，其《季冬纪》之末，吕不韦有“序意”云：
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夭，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古人相信天圆地方，天是半个圆球，地是一方平板，平板托着半球，四周略有赢余，像楚帛书一样可以画出十二个神录，写出十二月宜忌。八览六论相当于楚帛书中间的一倒（十三行）一正（八行）两段文字，十二纪相当于四周的十二月。《礼记·礼运》言“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其意相似。
司马迁很重视《吕视春秋》这部书，《吕不韦传》外、《十二诸侯年表叙》、《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皆反复言之。其作《史记》十二本纪也深受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筒；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
刘知几《史通·本纪》：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其书有十二纪），……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
过去的文史学者多认为《史记》的十二本纪是仿《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可见司马迁是先定下十二纪之数，再写内容。《史记》十二本纪是：
五帝本纪第一
夏本纪第二
殷本纪第三
周本纪第四
秦本纪第五
始皇本纪第六
项羽本纪第七
高祖本纪第八
吕太后本纪第九
孝文本纪第十
孝景本纪第十一
今上本纪第十二
这个目录可以说是乱七八糟的。其原因在于十二这个数字不能增减，内容虽然经过考虑，拼凑而成，免不了是杂乱无章。刘知几认为《秦本纪》（自伯翳至于庄襄王）、《项羽本纪》当为世家，称本纪乃自乱其例，事实上司马迁也未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为了把十二个座位填满，才作出这种安排的。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有学有识，为什么把《史记》全书的纲领搞得这么糟呢？这受家学的影响。司马氏世为天官，星历是他家门的本行，世代薰染不易摆脱，本纪有十二篇才神圣庄严，否则便不成个体统，法天之数是学者的职责，相反则成为街谈巷议的小说了。
十二是成数不能变动，内容不足则杂凑，如果多呢？则采取压抑的办法，以多报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白说“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是十三国，《索隐》解释说：
篇言十二，实叙十三者，贱夷狄不数吴，又霸在后，故也。不数吴而叙之者，阖闾霸盟上国，故也。
司马贞煞费苦心，而其言不得要领，他不懂得汉学，发现矛盾随着解释一番，不知道当他读到《史记》卷卅一，《吴太伯世家第一》时，为什么不转回头把这几句抹掉。《史记·天官书》屡言十二星，如：
（中宫）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
（东宫）东北曲十二星日旗。
（南宫）匡卫十二星，藩臣。
但是实际星数却不一定都是十二个，中宫、东宫之十二星皆有余，清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卷三改中宫为十五星，东宫为二十二星。南宫之十二星不足，《索隐》引《春秋合诚图》：“太微主法式，陈星十二以备武患”，敷衍了事。王元启则曰：
按太微垣十星，此云十二星，殆兼郎将、虎贲二星言，郎将在东垣北，虎贲在西垣北。
把距离稍远的郎将、虎贲拉来凑足十二之数，王元启的精神是科学的，但是他不能理解古书，改字增字尤为恶劣，不如现代的天文学家朱文鑫说“三垣各著以十二星，体例相同”，为识大体。
清汪中作《释三九》，以为言语有实数，有虚数，“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十二之数起于实数，由于它成了天之大数，又变成了虚数。于是不足十二之物便没法凑齐，如《史记》的《十二本纪》是；其超出十二者则隐瞒几个，如《十二诸侯年表》是。《史记·天官书》中宫、东宫、南宫的十二星，竟没有一个准确的，可见古代的“文史星历”习惯如此，毫不何休《解诂》：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新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
《公羊疏》：“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数，欲著汉民之法式也。”先定下十二公之数，则据哀录隐皆是定局，然后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从心所欲随口敷衍。否则三世之说和十二公怎么能对得扰呢？东汉初期学者王充极力反对“法象之义”，《论衡·正说》：
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粒ǎ玻蒧义，圣人之意何定哉？
王充的精神是科学的，其所驳斥皆流俗经师之言，破除迷信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应当完全肯定。但是，要了解古代的历史却未必能见真相，因为古人（从孔子到何休）都是在迷信的圈子里长大的，怎么能使人他毫不沾染呢？所以我们的看法恰和王充相反，“春秋十二公”本来是法象天之大数，至于三世之论、浃备之说，皆是春秋学家的一些解释，言之越深，越不能圆通。
《秦公钟》、《秦公簋》“十又二公”位在天上，自然是先公。《春秋》的十二公是当时的近代史、现代史，所以包括了“今上”。性质微有不同，其为法天之数则一。鲁在山东，秦处关中不与中国之会盟，相去辽远，交通阻塞，孔子西行不到秦，儒学和秦文化的直接关系不多。秦公钟、秦公簋由形制花纹考查皆春秋晚期之物，与孔子（前５５１－４７９）约略同时，盖鲁与秦皆继承宗周文化，政教礼俗遂有同者。《春秋》公羊家非常重视十二公问题，以为“张三世”之说。《公羊疏》卷首引何林《文谥例》：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又引宋氏注《春秋》三科者：
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
按疏言《春秋说》，皆皆《春秋纬》，宋氏即宋均，其注本已不传。何宋两家说三科相同，而次数微异，为了眉目清楚，列如下：
１．张三世，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２．存三统，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３．异外内，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张三世之说起于“十二又公”，即于《秦公钟》、《秦公簋》得其类例，其余两科亦有可言者。
存三统即前引《史记·孔子世家》所谓“据鲁、亲周、故殷”，最为春秋家大义微言所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已，受之于天也。古人认为王者必受天命才可以有天下。三统是黑统、白统、赤统，轮流为王，礼乐质文、正朔服色都有判别。“一”是动词，一统是造成清一色的局面，表明经过“革命”，而不是平常的继承。所以受天命是最重要的一关。被更替的王朝丧失天命逐渐地没落下去，应兴起的王朝接受天命，走上轨道表演一番。古代儒家有三统之说，如《书传略说》“王者存二王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乃指夏殷周三代而言，周为赤统，殷为白统，夏为黑统。周得天下，夏殷已亡，乃存其后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
春秋家还不满足，又走远了一步，把《春秋》当作一个新的王朝，三统重新调整，《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新拟定的王朝是黑统，上面把夏废除即绌夏（也称黜杞）。大戎杀幽王，宗周已灭亡，把东迁的周当作新立的亡国之后，即亲（存）周。宋从新亡国之后挤为旧亡国之后，新客变成旧客，即故宋（也称故殷）。《春秋》的王是谁呢？则假设是鲁隐公，其见于《春秋公羊传解诂》者摘引如下。隐公元年“君子始年也”句下：
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又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因其可褒而之”句下：
《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又“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句下：
譬若隐公受命而王，诸侯有倡始先归之者，当进而封之，以率其后。又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句下：
杞，夏后，不称公者，《春秋》黜，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又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成周者何？东周也。宣谢者何？宣宫之谢也。何言乎成周宣谢灾？乐器藏焉尔。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句下：
新周，故分别所灾，不与宋同也。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这类议论贯串全书，不可胜举。陈立《公羊义疏》卷四十九：
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著之实事，故假鲁以立王法，所谓《春秋》之鲁也。以鲁当新王，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后也。新周则故宋，合宋、周、《春秋》为三统，故黜杞，等之小国也。
公羊家的意见蛎抵如此。犬戎灭宗周，平王东迁，局促如小国，而保存周的正朔服色，这是事实。《春秋》以鲁隐公为新受命之王，则非事实，歪曲历史而以为微言大义，究竟孔子会不会这样荒唐呢？我们既从《秦公钟》、《秦公簋》得“十又二公”一辞，以与《春秋》张三世之说相譬喻，现在仍想从这几件秦器铭文看看这个问题。
受天命在古人看来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一个王朝凭藉着受天命而称天子，对中国土地上的广大人民进行统治。一个王朝受天命只有一次，故受命这个辞决不滥用，西周铜器铭文如《盂鼎》：
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这是说文王受命，武王继世称王，和《毛诗·大雅》的《文王》、《大明》等篇，及郑玄《笺》、孔颖达《疏》相合。文王受命的符瑞是赤鸟，《墨子·非攻下》：
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吕氏春秋·应同》：
文王之时，王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墨子》、《吕氏春秋》皆非儒书，其说相同，可见这一传说相当普遍。《毛公鼎》、《乖伯簋》、《师克盨》等皆有：
丕显文武，膺受大命。既承认文王受命，又提出武王受命的问题，这和《尚书·泰誓》相合：
太子发升于舟，……既渡，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五至以谷俱来。这便是武王受命之符验。皆与春秋家所谓周为赤统相合。春秋时期铜器叔夷钟铭文：
[R003]々成唐（汤），又严在帝所，尃受天命，刻伐夏司，……感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其齐国一位官员所作，叙述自家先代的历史，说殷的先王成汤受命伐夏，夺取中国。此外，铅器铭文言受天命的便是秦国诸器了。
宝鸡太公庙发现的秦公镈及钟，铭文有：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答皇天，以虩事蛮方。公及王姬曰：余……盩和胤士，咸畜左右，[R007]々允义，翼受明德，以康奠协朕国，盗百蛮具即其服。……
这批铜器大约是秦武公（前６９７－６７８）前后所作，虽言受天命而文辞不甚夸张，赏宅是给居住的地方，受（授）国是给块国土。前引《秦公钟》：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穴黾}又（有）下国。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龚夤天命，保[R002]厥秦，虩事蛮夏。
又《秦公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冖鼎}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龚夤天命，保虩事蛮夏。
这两年大约作于秦景公（前５７６－５３７）时，“{穴黾}有下国”犹《毛诗·鲁颂·閟宫》言“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冖鼎}宅禹迹”犹《毛诗·商颂·殷武》言“天命多辟，没都于禹之绩”，皆泛指广大中国疆土而不是局限于秦一隅之地。秦景公时的疆域还相差很远，也就是说在秦国早已“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了。那么，这位受天命的秦先祖究竟是谁呢？从《秦公镈》看在文公之前，从文献看当是襄公。《史记·秦本纪》：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史记》对此事曾专门发表过议论，《六国表·序》：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攒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秦襄公祠上帝就是受天命。《史记·封禅书》：
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从所祠（白帝）及用牲（赤马黑髦曰骝，黄牛）看，颜色极为混乱，知当时尚无三统之说。《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五德与三统立说不同，故言周德、秦德为火德、水德，色上黑而不言黑统，皆与春秋家的语言不同。但是，春秋家以国黑统代赤统，五德说以为水克火，德从所不胜，这一点则相通，也许是渊源有自。秦人自以为受命当王，这一点与《春秋》王鲁相同。
《春秋说》“三科”的第三项是“异外内”，《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解诂》：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解诂》：据大一统）？言自近者始也（《解诂》：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隐元年“所谓闻异辞”《解诂》：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
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结合，用心最细。铜器铭文不是史册，但在有些词句上亦可见其端绪。《秦公镈》先言“赏宅受国”，这是内，继言“虩事蛮方”这是外，下文又言“以康奠协联国，盗（导）百蛮具即其服”，康奠即安定，协即轩结，服即服其职业。这两句是说：以安定团结我国，引导百蛮皆就其业，恰即何休所谓“王道太平，百蛮贡职”。
镈作于秦武公（前６９７－６７８）前后，犹是《春秋》的所传闻之世，比孔子作《春秋》早二百年。秦和鲁的这种政治思想大约是西周来的。《秦公钟》、《秦公簋》皆言“保[R002]厥秦，虩事蛮夏”，保[R002]即《尚书》中常见之保乂，过去注解皆解释为安治。虩是恐惧貌。事读为司，即管治之义。蛮即《秦公镈》的蛮方和百蛮，指秦国周围一些异族。夏指晋国，唐叔虞封于夏墟，今山西省南部一带皆夏之旧地，故战国时魏国之君“乘夏车，称夏王”。《史记·封禅书》：
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按这段故事又见于《史记·赵世家·扁鹊传》及《论衡·纪妖》、《风俗通义·皇霸》等篇。）……
秦缪公内晋君夷吾，其后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索隐》：三置晋君谓惠公、怀公、文公也）。秦和晋是近邻，世为婚姻之国，而秦对晋的关切却是别有用心的。铭文“保[R002]厥秦，虩事蛮夏”，首先是安治秦国本土，其次是警惕对待照管蛮夏，先蛮后夏，大约由于地理远近的关系。《秦公钟》下文有：
咸畜百辟胤士，[R007]々文武，钅炅静不廷，<卣夏>燮百邦，于秦执事。“咸畜”犹言尽养，“百辟”指诸侯，“胤士”是嗣子。“[R007]々”是强健貌，“文武”指才能。“钅炅”，从金，炅声，读为迥，远也。“静”读为靖。“不廷”是不朝。“百邦”与百辟相应，指诸侯之国。柔和百邦总理于秦，是目的也是手段，这样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百邦即诸夏，介于中国与夷之间。《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２２６－２２７）：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臣邦”是臣禹于秦之邦，即秦之属国，故亦称秦属。大约有许多个邦，它们都称为夏。其人想离开就称为去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臣邦男和秦女婚配所生之子称为夏子，反过来臣邦女和秦男婚配所生之子大约就称为秦子，秦和夏成为两个相对的名词，推测这是秦襄公东进造成的局面，周馀黎民也许已皆成为秦人，但是周围无数的小邦虽已臣属于秦而未能变成秦，就都称夏。他们受秦管治，奉行秦的法律，而秦夏之界限不泯。秦律大约通行于公元前三世纪，距春秋时期已二百余年，援引于此以供参考。可见秦国也存在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秋的问题。这类问题都是历史遗留的，不是仓猝所能改变的，在春秋晚期应当已经发生了。
三科是《春秋经》的大义微言，否定三科就削减了春秋学，视《春秋》为断烂朝报，也就无所谓孔子《春秋》了。三科之义，董促舒《春秋繁露》言这已详，不是《公羊传》一家之言。中国、诸夏、夷秋，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容易产生分别内外的思想，至于予夺褒贬之义今可不细论。《春秋》公取十二与秦公种铭、秦公簋铭“十又二公”相同，决非偶然。三世和十二不能对应，推测汉代经师笃信的张三世之说必有来源。三科中最不容易为人了解的是存三统，过去的经学家有许多人终身未闻其义。而在历史上起作用地很大，清末变法运动、革命思想皆爱其影响。三统之说全部荒唐，“《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爱命王”却和秦国三篇铜器铭文托秦襄公为始受命王相同。因此推想，春秋后期鲁国的贵族知识分子也许和秦国的一样，已经有了十二公和一鲁等种种思想，孔子只是和他们相同，勤呈以理论化罢了，春秋时期犹是夏曾佑所谓鬼神术数的时代，孔子生长其中自不能撇开时代的色彩。《论衡·正说》：“前儒不见本末，穿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事实上许多虚说就是从孔子传来的。过去学者最大的毛病是把孔子估计得太清白了，其实孔子只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圣人，其前进的步伐是有限度的。熟悉古典文献的人可以看《论语》、《孟子》、《荀子》在著述体裁上的发展，从对话录进化化文集，形迹显然。孔子不会论文，只能借事实说明道理，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中》：
事有实据而理元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五典章，末尝离事而著理。
它经不论，《春秋》确是如此。皮锡瑞《春秋通论》中胡“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及“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黜周王鲁变是借事明义”二篇，深明此旨。孔子要发表个从的政治理论，借史事来譬喻解说，不免有不顾事实真相的地方。我们读《韩诗外传》，其中取《春秋》，采杂说，或引古事古语，皆以解释诗句而全非《诗经》本义，这是著述体裁决定的，决非著者韩婴不懂《诗经》。孔子对弟子讲政治也可以《春秋》经文为喻，也会有不顾经旨的地方，这和《韩诗外传》相似。孔门弟子江集所闻，没头没脑，辗转传授，也增加了神秘感。古代的经学有这样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宁代人有理学的头脑，魏了翁撰《九经要义》清除纬书的影响，朱熹等人作《四书集注》和五经的新注本，想彻底打倒汉学。清代崔述作各种《考信录》，以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建设新的精神文明是有益的，但是怎样认识孔子本人，了解古老的“经学”，却离开得越来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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