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魏晋六朝文言小说

第一节 概述

    自从先秦两汉中国文言小说萌芽并确立了基本的内涵之后，在魏晋六朝这个近四百年的战乱频仍的时期内，文言小说开始显示了其日益清晰的面貌与特色。从史传文学的母体中孕育出生的轶事小说和从《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两汉方士小说的母体中孕育出生的志怪小说，勾勒出了这一时期文言小说最基本的面貌。高人名士的言行丰韵和神仙鬼怪的传说幻境，成为小说作者们最热衷的话题，尤其是后者，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看法只是我们今天的认识，与魏晋六朝时人的见解不尽相同。因为，小说的观念本身就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范畴，所以，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首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魏晋时人们的小说观念。那么，《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所著录的作品就值得我们注意了。《隋志》成于唐初，是有选择地著录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目录所载作品而成的。那么，《隋志》所体现出的小说观念也应该是能够代表魏晋六朝时人的普遍看法的，而且这种观念也一直延续到唐代。

    《隋志》小说家类所录的二十五部、一百五十五卷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大部分是以《世说》、《郭子》为代表的记载高士名流言行的轶事小说，共十七种；另一部分是以谈艺术、器物等为内容的七部杂著小品。后一部分正反映了《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小说那种采�"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于衣食住行无所不谈的特色；前一部分主要反映了魏晋六朝人的小说观念的特点：轶事小说是主要的内容。而志怪小说作品则被排除在小说范畴之外，《搜神记》、《齐谐记》、《应验记》等作品统统被著录在"史部·杂传类"中了。

    这种观念在《旧唐书·艺文志》中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除了极少数作品，如《博物志》、《释俗语》等从"子部·杂家类"移入了"小说家类"，志怪作品则依然著录在史部之中。《隋书·经籍志》这样处理志怪，是因为魏晋时人相信神仙鬼怪之真实存在，认为它们的活动属于历史事实的一个部分。干宝作《搜神记》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而《旧唐书·艺文志》之同样安排志怪作品，则显然是出于因循古制，不敢越雷池一步了。

    在唐代人的头脑中，志怪的可信度已经大大降低了。在一些有识之士眼里，它们并非真实历史的可信的组成部分，有些人甚至已把志怪与轶事小说等同看待。学者刘知几的观念就可以反映这种变化过程。他在谈《世说》等轶事小说时，这样说：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为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

    径直称为"小说"，这正是魏晋时人的观念。他又说：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这里，刘知几把轶事小说与志怪作品并称，似乎认为它们是一类作品。因为志怪书中也颇多"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之类，列入史部，即使是杂传类，也是很不合适的。而它们与多载名士们之辨难嘲谑、诋讦相戏的轶事作品并无本质的不同。虽然刘知几并没有明确表述过，但我们可以从其相关的言论推断出，在他的观念里，志怪作品是属于小说一流的。

    到了宋代，中国古体小说的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拓，志怪之归入小说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新唐书·艺文志》把原列于"史部·杂传类"的志怪作品尽数搬入了"子部·小说家类"。只有到了这时，研究魏晋小说应该包罗的对象才真正地确立下来。是《新唐志》的作者欧阳修最终完成了从唐代以来就酝酿着的这个小说观念的演变过程。从此之后，志怪作品被视为魏晋六朝小说的创作主流，也成为后代文言小说的一个基本内容。六朝志怪确立的体制、风格和语言，一直规范着后代志怪的创作，为后人所追慕、效仿。志怪作品被确认为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观念从先秦两汉得以确立以后的合理发展与深化。即使站在正统学者的立场来看，轶事小说"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自然是小说无疑；而志怪作品侈谈鬼神，荒谬无稽，列入小说，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第二节 轶事小说及其他

一、轶事小说

    轶事小说，又称志人小说（这是鲁迅根据志怪小说之命名而推衍出的名称）。这类作品在当时的产生与流行是有其社会背景的。魏晋时期，社会战乱频仍。在日渐严酷的生存环境下，"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曾经积极入世的文人在环境的重压下，生活态度日渐消极，悲观厌世与感叹生死无常，及时行乐与重视服药养生，这种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感情与作派，一时成为当时文人的时尚。与此同时，源于汉末的品评人物之风，进入魏晋时期进一步兴盛起来，名流高士品鉴人物，重风度、辞采，士大夫一旦得到好评，则往往一步登天。所以当时人物"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这种放任务虚的风气也使得老庄学说深得士大夫之心，清淡之风也因此而大行其事。这样的社会风尚在小说上的直接反映与创作成果，就是轶事小说。

    魏晋时期的轶事小说，重要的当推晋裴启的《语林》和郭澄之的《郭子》，虽然它们都已亡佚。《语林》，一作《裴子语林》，东晋裴启撰。裴启，字荣期，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颇富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语林》就是他在隆和年间（三六二──三六三）演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而成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可见当时的流行盛况。后因书中记载谢安的话有失实处，遭谢安轻诋，而不再流行。《隋志》"小说家类"《燕丹子》附注："《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可知该书在隋唐时期就已亡佚了，这与它受到大名士谢安的轻视应当是有直接关系的。魏晋名士的毁誉，对人对书都是一样的，《语林》的命运正体现出当时的风气。鲁迅《古小说钩沉》辑《裴子语林》佚文一百八十条，其中主要反映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轶事言谈，对我们了解当时的人心好恶与士风世态很有帮助。其述事精简有致，记言意韵流动，颇有可观。如记王子猷爱竹，指称"何可一日无此君"，成为典故；又记曹操假装睡中杀人事，被后代说话人和小说家所引用。

    《语林》之前，尚有晋袁宏《名士传》，专记魏晋名士如"竹林七贤"等的轶事，惜其早佚。其后又有晋末郭澄之的《郭子》。郭澄子字仲静，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也是才思过人之士，曾任高官。《晋书》有传。《郭子》专记西晋名士之事，长于记事，笔触含蓄，颇有特色。《古小说钩沉》辑八十四条。

    南北朝时期，轶事小说则首推《世说新语》了。事实上，在整个魏晋六朝时期，也没有一部轶事小说可出其右。它是最能代表魏晋六朝轶事小说之丰韵的。

    《世说新语》，唐前只称《世说》，"新语"、"新书"等为唐以后人所加。它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人所撰，梁刘孝标注。《隋志》著录八卷，刘注十卷。今通行本为三卷，分政事、德行、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篇，记汉末至东晋的轶闻逸事，以载录魏晋名流的言行为最多。刘孝标注引用古籍四百馀种，对原书进行补充、辨正，可互相发明�"映带本文，增其隽永"，已成为此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其所引许多古籍，今已失传，所以它在保存古书佚文方面，也很有功绩。

    刘义庆虽贵为王室宗亲，但"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又喜"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所以，《世说》所言，内容十分广泛，其所记虽为琐碎言行，但却真实形象地表现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生活状况，即所谓的"魏晋风度"。当时士大夫间重视人物品评，"诸公剸以一言半句为终身之�"，例如，《文学》一篇中记阮修在回答关于老庄与佛教异同的问题时，答以"将无同"三字，而为人大加赞赏，并靠了这模梭两可的话当上了大官，人称"三语掾"。又如《任诞》篇写刘伶裸体纵酒，自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一切的礼法习俗都置之度外，正表现了士人消极厌世、放浪形骸的风气。这也是《世说新语》着力描述的内容之一。至于秀士们畅谈"虚腾"、"玄远"，显示"才性"、"天道"的清谈，更是书中的重要内容。何晏、王弼、殷浩、荀粲、支道林等名士都颇善此道。这种清谈，本于汉末的清议。政治黑暗之时，议论时政必有性命之虞，所以名士们只有专谈玄理。清谈是名士的基本功，"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世说新语》的文字，言约旨远，片言支句，便能突出人物个性。正如明胡应麟所评："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宋人更有"百万之敌"的称誉。《世说新语》对后代影响很大，其中许多故事成为后代戏曲小说的题材，其本身也往往成为历代文人仿作的楷模。

    《世说新语》之后，另有宋虞通之的《妒记》，专记上层妇女言行、应对，价值不高。梁沈约有《俗说》三卷，多记东晋及刘宋时上层人物的琐事，文笔较《世说》逊甚。梁时有殷芸（四七一～五二九）《小说》三十卷，隋时存十卷，实采集群书而成，除记录历代名士高行外，还多集山川风物、民间传说，内容新异。上面三部作品都已亡佚，鲁迅《古小说钩沉》都辑有佚文，可借以窥豹。

    在魏晋轶事小说中，《西京杂记》是颇为特殊的一种。《语林》、《世说》等书专记名流学士的言行轶事，而《西京杂记》则范围更为广泛，记录西汉时期轶事遗闻，有文人言行，但更多的是当时的宫室园囿，珍玩异物，舆服典章、风俗民情等，"杂载人间琐事"，实为后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小说之滥觞。

两《唐志》"史部·旧事略"著录《西京杂记》二卷，以后历代书志也都列之史部，可见那时并不把它当作小说，直到清《四库全书总目》才列入"小说家·杂家类"。但唐代颜师古也有过如下评价："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此论正点明了其小说的性质。
《西京杂记》的作者，有三说：两《唐志》题晋葛洪撰，而葛洪的六卷跋语中则称为汉刘歆所作；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及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记为吴均所作。但近世考证者多以为是葛洪所依讬，今从此说。葛洪（二八四～三六四），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蜀江苏）人。遍览古籍，学识渊博，好神仙导引之法。有《抱朴子》、《神仙传》等作品。

    《西京杂记》多记宫室事，如萧何建未央宫，武帝作昆明池，皆穷奢极侈，豪华过甚。梁孝王作曜华宫、筑逸园，"诸宫观相连延互数十里"，是即当时宫室建筑之风尚。书中所记的典章制度如祭祀、舆驾制度，可供后人参考。又记民间风俗，如汉时妇女七夕乞巧节穿七针于开襟楼，重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事，使读者得以了解后来七夕与重阳节的一些习俗的由来。书内关于能工巧匠的传说的记载，也反映出了汉代工艺的高明。

    《西京杂记》中还有不少有关文人的著名传说，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悦私奔事，王昭君出塞及毛延寿弃市事，匡衡勤学、穿壁偷光事以及秋胡戏妻等，都为后代所传诵，脍炙人口。可见，《西京杂记》内容虽杂，但颇多可取，正显示了小说之本色，而�"意绪秀异，文笔可观"，尽管与《语林》、《世说》旨趣迥异，却也体现出了魏晋轶事小说的另一种风貌，值得重视。

二、笑话及杂著小品

    魏晋六朝小说中还有一类笑话书，《隋志》"小说家类"著录三种：《笑林》、《笑苑》、《解颐》，两《唐志》又著录有《启颜录》。

    《笑林》，《隋志》、两《唐志》著录三卷，三国时魏邯郸淳撰。宋代亡佚，今有佚文三十则。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博学多才，有文采。从短短的三十则佚文来看，均记生活中荒唐可笑事，应该是民间说笑话的产物。如《读〈淮南方〉》，写楚人以螳螂隐形叶自障，入市取人财物的故事，勾画出了楚人迷信书本，利令智昏的可笑，为成语"一叶障目"的出处。无论从叙事风格还是语言上，《笑林》都明显受先秦寓言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实为中国笑语集之鼻祖，开笑话结集之先河。

    到了隋期，又有侯白撰的《启颜录》，两《唐志》著录十卷。侯白，字君秦，魏郡（今河南临漳）人。据《隋书·陆爽传》载，他好学有捷才，滑稽善辩，好为诽谐杂说。所到之处，观者如市。《启颜录》原书已佚，《太平广记》以及敦煌卷子中存不少佚文。与《笑林》相比，《启颜录》虽然也是以滑稽可笑之事为内容，但逗乐的旨趣已有变化，即把经典、诗文、佛经资料等作为笑话题材，显示出鲜明的文人特色，而不再是民间讲笑话的直接反映。同时，也记录了当时滑稽捷辩之士的的言论，如北齐石动{艹甬}、徐之才，隋卢思道、薛道衡等，当然主要还是侯白自己。鲁迅先生评论道：《启颜录》"盖上取子史之旧文，近记一己之言行，事多浮浅，又好以鄙言调谑人，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矣。"《启颜录》是继《笑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笑话集，具有承上启下之功。以后如唐之《谐噱录》、宋之《艾子杂说》等均系承《笑林》、《启颜录》的传统，受其影响而成的。隋朝还有《笑苑》、《解颐》，今均散佚，惜其佚文亦不得见。
除笑话集之外，在《隋志》、两《唐志》小说类中，还有一类小说，如《杂书钞》、《座右方》、《器准图》之类，以后世观黠看，根本算不上小说作品，这里也就不说了。

▲第三节 志怪小说

一、志怪小说之兴起

    被《隋志》和《旧唐志》列入杂史类的大量志怪作品，在今天看来，已成为魏晋六朝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了。其渊源当出自先秦的《山海经》、《汲冢琐语》以及两汉的方士小说。进入魏晋六朝时期，志怪小说日趋发达，蔚为大观，其数量庞大，作者甚众，题材广泛，质量明显提高，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潮。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是由于此一时期宗教迷信之风极炽。鲁迅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巫术和秦汉间方士的求仙炼丹，以及汉末讲阴阳五行之风日盛，导致道教大兴，这是土生土长的迷信。而鼓吹世道轮回、善恶报应的佛教，则是从印度传入生根的域外信仰，其巨大的影响，导致了大批的鬼神传说产生流传，为志怪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加上流行于士大夫中间的清淡之风，又使这类传说得以相对地集中，而热衷于文学创作和史传著述的文人们在清谈之馀，把这类故事也当作历史真实记录下来，志怪小说也就大量地涌现出来了。同时，文学的繁荣使史传著作也呈现出语言清雅、结撰曲折、状物描人生动细密等文学的意味，反映到曾被作为史传的志怪小说作品上，其文笔与意想，更是远胜前人，恰为唐人传奇之独步一时设下了伏笔。

二、魏晋志怪小说

    魏晋志怪可知者约二十馀种，除极少数外，大都出于晋人之手。《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等，皆为一时之名作。

    《博物志》，是继承《山海经》之传统，记地理博物琐闻的作品，所以《隋志》列入杂家类，至两《唐志》始入小说家。据说原书有四百卷，晋武帝嫌其芜杂，命张华删成十卷。张华（二三二～三○○），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生当魏晋之际，在两朝都作过大官。他嗜书博学，尤精于数术方技，是有名的方术家。据《博物志》卷一张华的自序说，他是有感于《山海经》以后山川土地之变，而记其不载之事，所以，今本十卷所谈的都是山川地理、动植异物、奇境殊俗之类，以及宣扬神仙方术为主的琐碎零星之谈，故事较少。其中也有几个比较有名、被后人用作成语典故的，如卷七有夸父逐日的故事，卷八有叙韩娥善歌、馀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故事，又有卷十的"八月槎"和"千日酒"事等。《博物志》作为志怪小说，差强人意，价值不高，仅可聊备一格。

    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应该体现在《搜神记》上。它与地理博物作品不同，以辑录鬼怪神仙故事为主，也包括一些琐闻杂记，是直承《穆天子传》及《山海经》影响而出现的。它的作者是东晋初年著名史学家干宝。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人。出身世家，少即勤学，博览群书，著《晋纪》二十卷，时称良史。据《晋书》本传载，他作《搜神记》是有感于父亲之婢和兄长死而复生的神异经历�"遂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而成的。一方面"考先志于载籍"，另一方面"收遗逸于当时"，涉猎颇广，历数十年而成。原书为三十卷，唐宋时尤存，大概在宋元之际佚失。今本为二十卷，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的。

    在今存的四百六十四则文字中，见载于他书者约二百馀条，自然是承于前载。在编入《搜神记》时，干宝又进行了补充加工，其中既有滥收他书造成的错误，也有一些阙遗，故鲁迅称之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

    《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有神仙术士的变幻，有精灵物怪的神异，有妖祥卜梦的感应，有佛道信仰的因果报应，还有人神、人鬼的交通恋爱，等等。其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人们喜爱。神话，如卷十四的"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历史传说，如卷十一"干将莫邪"讲述的复仇故事；卷十六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民间故事，如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韩慿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也是如此。这些故事是《搜神记》的精华所在，历代长传而不衰。

    《搜神记》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语言也雅致清峻、曲尽幽情，确是"直而能婉"的典范。其艺术成就在两晋志怪中独占鳌头，对后世影响极大。它不但成为了后世志怪小说的模物，又是后人取材之渊薮，传奇、话本、戏曲、通俗小说每每从中选材；至于其中故事被用为典故者，更是不可胜计。
《搜神记》的续作、仿作很多，最著名的当推署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十卷。这部书是否真为著名的大诗人陶渊明所作，尚难以确定。该书除少数故事与《搜神记》、《灵鬼志》等书相重外，绝大部分采自当时的民间传闻。书中多爱讲神仙故事，其中不乏佳篇，如卷�"丁令威化鹤归辽"故事，卷五的海螺女故事和"阿香推雷车"故事等，都十分优美，历代传诵，广为引用。

    《拾遗记》，又作《拾遗录》，晋王嘉撰，梁萧绮录。据萧氏《拾遗记序》记载，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原书为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后经历兵乱，多有亡佚，已残缺不全。南朝梁萧绮"披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所以，今本《拾遗记》十卷，各篇分为两部分：前为本文，乃王嘉所作；后为录，皆萧绮所撰。

    《拾遗记》是杂史类志怪的代表作，除第十卷独记昆仑、蓬莱八大仙山之外，前九卷皆记历史遗闻逸事，从庖牺、神农直至当时石越事，�"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均是历代帝王的神话传说，惜其大多流于荒诞无稽。但它情节曲折，尤其与同时之志怪相比，文字显得铺彩错金、词藻丰茂，所以还是颇得人们的喜爱的，历代词人，取材不竭。

三、南北朝志怪小说

    南北朝（包括隋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创作，上承《搜神记》之影响，多有名篇佳作，如《幽明录》、《异苑》、《续齐谐记》等。但与前代又有变化，即随着佛教的日盛，志怪中言佛家事也日多，并且出了许多专讲因果感应的志怪作品，即所�"释氏辅教之书"，如《宣验记》、《冥祥记》等，成为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特色。

    刘义庆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人。他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自是成就巨大的，而其志怪《幽明录》和《宣验记》也是此时最有影响、成就最高的代表作。

    《幽明录》原为三十卷，唐时盛行，今已失传，鲁迅有辑本，书名取义于《周易·系辞》"是知幽明之故"。注曰："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刘义庆用来指仙怪鬼神。所以，就内容而言，它是《搜神记》一类的以记述鬼神灵怪为主的集子，其中有许多采自现实生活中士民僧俗的奇闻异事，写得似真似幻，飘逸动人。�"卖胡粉女子"一篇，写一富家子热恋卖胡粉女子，死而复生的故事，显示了真纯痴绝的爱情。它与《古今乐录》所载《华山畿》情节类似，有可能同出一源。"刘晨阮肇"条记刘阮二人入天台山逢仙女，仙界半年，人间七世，这与《搜神后记》"袁相根硕"故事相近，是十分有名的传说，后代骚人墨客屡屡引入诗词。另外鬼魅精怪事甚多，但大都富于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与一般只满足于记异收奇的作品趣味迥异。
当然，除去神怪故事外，其中也不乏宣传佛教的内容，如"赵泰入冥"一篇，述及地狱与阴阳轮回的观念。但该书却绝非如"释氏辅教之�"那样，以宣教为创作宗旨，只不过时风所及，亦自难免而已。《幽明录》较之《搜神记》在艺术上有进步之处，描景状物画人更加细腻、生动，语言绵密洗炼、文雅丰腴，具有很浓的美感，堪称此时同类作品的典范。

    《宣验记》则是刘义庆所作的另一类型的志怪作品。它以宣明因果应验的佛家观念为唯一目的，这对"晚节奉沙门，颇致费损"的佛家信徒刘义庆来说是很自然的。该书早佚，鲁迅辑得数条。从佚文来看，不外两方面的内容，一为敬佛奉法，终得善报事，一为不敬佛教，不奉佛法而终遭恶报事，大力弘扬佛教的奇功异效。故事一般不太生动，少有情味，远远不及《幽明录》。

    《异苑》，是南北朝时又一部重要的志怪作品，宋刘敬叔撰。刘敬叔以字行，喜城（今徐州）人，晋宋间人，两朝为官，泰始年间卒。《异苑》，《隋志》著录十卷，《唐志》以下书志均未著录。今本亦十卷，最早见于明万历间胡震亨刊《秘册汇函》，据说是依照宋抄本刻入的。虽非刘氏原书，但也大致完整。书名仿汉刘向《说苑》，汇集异事，内容繁杂，既有自然山川之异闻，又有神鬼妖妄之奇谈，与魏晋志怪内容相近，并无甚新异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记录了一些晋宋名人如陶侃、张华、温峤、谢灵运等的异闻传说，尚有可取。《异苑》叙事简略，《四库总目提要》称它"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郑堂读书记》称其"修词命意，颇有古致，无唐以下小说冗沓之习。"

    南北朝时期，志怪创作最繁荣的阶段，当推梁代，作品几达二十种。其中独占鳌头者，当推《续齐谐记》，作者吴均（四六九～五二○），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续齐谐记》乃为续宋东阳无疑《齐谐记》（已佚）而作，《隋志》著录一卷，两《唐志》同，今本亦一卷十七则，已非全帙。该书内容颇有特色，既承继了与魏晋志怪的渊源关系，又显示了南北朝受到的西来佛教之影响。如"阳羡书生"条，记书生入鹅笼，吞吐女子，辗转变化事，曲折而有情趣，汤显祖评曰"展转奇绝"，纪昀赞之"幻中出幻"，实自印度《旧杂譬喻经》梵志吐壶事变化而来。又"赵文韶"条记赵与女神恋爱事，文清词丽，并用歌声烘讬气氛，汤显祖赞曰"骚艳多风"。该书还有一些民间节气时俗的来历和传说，如"张成"条，记民间正月半做白膏粥事，"桓景"条记重九登高饮酒事，"成武丁"条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事，"屈原"条记端午节做粽子事，保存了许多民俗资料，这是其它志怪所不及的。

    这一时期的释氏辅教之书有述刘义庆《宣验记》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梁王琰《冥祥记》和隋颜之推的《冤魂志》，这自然是南北朝佛教大盛时的产物。《冥祥记》原为十卷，早佚，今存自序一篇、佚文数则。据序可知，这是王琰因一观音金像为神异，，"有感深欢鞯模允橹卸嗉欠鹣袢鹧椤⒂绕涫枪凼酪粲ρ橹拢渌适乱嘟衔孪势嫣亍Ａ夯垧ㄗ陡呱罚芍亩唷�

    《冤魂志》是颜之推晚年之作。颜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梁齐隋三朝重臣。他既为正统儒生，却又笃信佛教。《冤魂志》宣扬的是戒杀好生、善恶报应的佛家信条，而评判善恶，则多以儒家观念为准绳，其中有表现魏晋六朝政治混乱、战事频仍，良吏受屈、百姓蒙难等等冤报故事，大都含有惩恶扬善的教训意义。在叙事上，笔墨简洁清晰，亦有可取处。

    一般说来，南北朝时期的志怪比魏晋时期有明显进步，其表现为，芜杂、零碎的记叙减少了，故事性增强了，构思更加奇幻，文笔更加细腻、生动，更具审美价值，这都为后来唐人传奇的创作准备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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