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创建学术新风
黄宗羲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博通经史，吞吐百家，以其别开生面的巨大学术成就，成为走出中世纪的中国启蒙思想的最早的探索者。人们不禁要问：黄宗羲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在封建皇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他为什么能够以启蒙先驱的姿态，传播时代的呼声，筑造哲学启蒙的大厦？我们认为，黄宗羲的成功，首先与他个人的思想品格分不开。他的东林遗孤、复社领袖、泠风热血、洗涤乾坤的特殊的个人经历，造就了他敢于冲破封建藩篱的不屈性格，他的渊源家学和师承又培养了他勤奋好学的坚强精神。黄宗羲的那些闪烁着启蒙睿智的人类思想，同他个人的思想品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黄宗羲之所以取得成功，能够成为一代启蒙大师，是由于他走出了一条与他人有所不同的治学新路子，开启了一代新的学术风尚。概括地说，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1．言理切实，通经致用
“言理切实，通经致用”，是黄宗羲治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他认为，道理必须与事功、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经世致用，因此，应当把社会的实际效用作为衡量学术理论是非得失的标准。
黄宗羲提出上述治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主要是针对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原来，道理与事功、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的关系问题，在黄宗羲以前，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就曾同功利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陈亮和叶适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朱烹看不起以陈、叶为代表的功利之学，说它“大不成学问”，并忧心忡忡地说：“这种只言功利的学说，实在令人担忧啊！”陈、叶二人也毫不示弱，他们指斥朱熹推行汉代神学家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指出：“如果不讲功利，道义岂不成了无用的空话了吗？”陈、叶二人还痛斥以程朱为代表的一批小儒对家仇国恨麻木不仁，是一批“风痹不知痛痒”的迂腐之士。尽管陈、叶二人对朱熹唯心主义的批判，句句切中要害，但由于朱熹哲学受到官方的推崇，因此，陈、叶的功利之学一直到明末清初都没有在思想界取得统治地位。相反，朱熹哲学的影响却在不断扩大。1200年，朱熹死了，但是，朱熹哲学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逝世而消失。相反，正是在元明两代，朱熹哲学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他和他的祖师爷程颖、程颐的哲学一起并称为“程朱理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官方哲学。在程朱理学统治下的思想界，人们只知道讲修身养性，崇尚空谈，丝毫不谈治国平天下的实际事务，致使学道与事功被判为两途。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只好重新举起了被陈、叶举过的功利主义的大旗，倡导“言理切实，通经致用”的学术研究新风尚。
黄宗羲痛斥那些只知空谈不务实用的理学家是“道学之乡愿”，他指责这些人“所读的书不过是《四书》、《通书》、《太极图说》、《近思录》、《东西铭》、《语类》，他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建立空谈的书院，校刊注释《四书》，衍辑语录。除此以外，即便是天崩地坼，也都无与吾事。”黄宗羲指出，理学家的这种言不切实，理不致用的学风，已经腐朽到了极点，而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更加助长了这股腐朽学风。八股文号称“代圣人立言”，其实不过是死记硬背古人的陈腐语句，空谈义理，不问实际。黄宗羲说：“这些人一旦考场及第，便志满意得，以为读书之事从此就完结了。”对这些人来说，什么国家兴亡，什么天下大事，都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整日苦思冥想的只是“附答问一、二条于程朱门下，以便跻身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与这种空言义理，排斥功利的玄虚学风相对立，黄宗羲明确提出了道与事、理与功、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的结合，提出了“经术所以经世”、“学贵践履”、“学贵适用”的命题。”
黄宗羲指出：“世界上的学术、道理有千种万种，关键是看哪一种适用。但当今的一些人把一家之说奉为正统，把学道理和为事功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不懂得二者之间的统一关系。事实上，求事功而不掌握宇宙人生之理，这样的事功做得再巧，也是与真理相背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学道理而不落脚于事功，单就纯粹的学问上看，似乎还有点东西，但若从实际应用上看就一无是处了；空谈修身立命的时候，头头是道，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时候就哑言无所对。这种人难道是真正的儒者吗？”因此，黄宗羲认为，学习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最终应当落脚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现实活动（事功），而人们要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取得成功，就必须掌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道理）。
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说：“黄宗羲认为，明人讲学都是抄袭先贤语录的糟粕，而不是以六经为根柢。但是，一个人真正要做好学问，首先就应当学好六经。没有这个基本功，单凭背诵几条先贤的语录，其他什么书也不读，这就没有根抵，结果只会空谈，成不了真学问。但一个人如果仅仅拘泥于《诗》、《书》、《札》、《易》、《乐》、《春秋》这六经也不行。因为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用经，只有把通过读经获得的治国安邦的根本道理应用于改造世界的实际活动中去，才会产生社会效用。只有走这样的治学道路才不致堕入俗学流弊，只有这样的学问才称得上真学问。”
由此可见，黄宗羲所提出和倡导的“言理切实，通经致用”的新学风，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正是由于黄宗羲特别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把理论应用于实际，因此，他才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把王阳明的“致良知”改为“行良知”，主张不应当把“良知”仅仅停留在口头的议论上，而应当把它贯彻到人们改造物质世界活动的“具体行动实践”中去。
2．尊重史实，把握宗旨
黄宗羲认为，学术研究既应尊重思想家的本来面目，又应提倡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积极主动的创造作用，简言之，就是“尊重史实，把握宗旨”。正由于黄宗羲坚持了这一治学思想，因而，，他编撰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才能“以百年阅历取精多而用物宏”，“如山如河”，“炳炳百世”（全祖望语），垂示后人，成为哲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撰写宋、元、明三代哲学史，是黄宗羲多年的心愿。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66岁时完成了《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哲学史。虽然在此以前有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和孙钟元的《理学宗传》，但由于周海门满脑子都是禅学，致使他在编写《圣学宗传》时，不顾事实，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胡乱批注，把不同的思想流派都混同在禅学中，因此，《圣学宗传》名为讲圣学诸家之学，其实只是阐述了周海门一人禅学之宗旨，确切地说，这是一部禅学著作。孙钟元的《理学宗传》，不过是一大堆理学思想材料的堆积。这样的著作当然难以称得上是哲学史著。如果再向前推，还有庄子的《天下篇》，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淮南子》的《要略》等，也是谈论诸子百家之异同，但他们无论是对人物还是对学派的论述都过于简略，篇幅极短，言其为论文则可，若非要说成是什么哲学史著就不妥切了。
因此，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哲学思想发展历史的专门著作。它在未刻印行世之前，就已经在清代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许多人互相传抄。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康熙三十一年才由一个叫贾醇庵的人将它刊行于世。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口授，由他儿子黄百家记录，写下了本书的序言。但这时离《明儒学案》成书已经整整16年了，黄宗羲也已经82岁了。《明儒学案》行世后，倍受清儒推崇。全祖望称此书是明代思想界的巨著，“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为“千古之炯鉴”，认为此书为后人考察明代学术思想的源流得失提供了一面镜子。
黄宗羲在完成《明儒学案》后，就着手编篡《宋元学案》，但中间曾一度因编写《明文海》而稍停。遗憾的是到黄宗羲逝世时，《宋元学案》只完成了17卷。后由他的儿子黄百家、玄孙黄漳以及大史学家全祖望等人陆续修完。最后又由学者王梓材把几种底稿合在一起，加以整理校补后，方始刊出，这时已经是道光十八年（1838）了，离黄宗羲逝世已经143年。
在撰写《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过程中，黄宗羲坚定地贯彻了自己“尊重史实，把握宗旨”的治学思想。在论及某一哲学家的具体思想时，黄宗羲认为历史上的哲学思想都是复杂的，“诸儒之言，有的是个人自己创建的新思想，有的是传授他人的思想，有的则是把别人的观点剽窃过来，据为己有。有些言论，表面看上去很肤浅，其实却包含着很深刻的哲理；有些言论，表面看上去很深奥，其实却很肤浅”。黄宗羲认为，对于这各种各样、水平不一的哲学思想，必须如实地加以评价和介绍，反映出它们的真实面貌，而不能像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和孙钟元的《理学宗传》那样，要么根据一个人之宗旨，凭自已的主观愿望胡乱批注，要么兼容杂收，“不复甄别”，不得哲学家之要领。黄宗羲提出，要想把握不同学派的宗旨和要领，甄别其异同，就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他说：“如果研究某个朝代的学术思想，而又不能全面地了解这个朝代自始至终的盛衰状况，只是根据几本残书和几句墓辞碑文就想扬抑人物，是不可能取得研究工作的成功的。”因此，要想给哲学家下一个正确的断语，把哲学家本来的思想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就必须具备汉代儒学家“博物考古”的功夫，同时还应吸取近代义理之学的精华，把他们精于分析、综合、概括和抽象的能力学到手。只有把这两方面的功夫结合起来，才不致囿于传统的偏见，从而在哲学研究中独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子。
黄宗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编写《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他不仅搜集了数百家著述，还参考了人物传记、典章制度、地理水利、天文历法等专门资料。黄宗羲的藏书楼号为“续钞堂”，藏书之多，闻名浙东。尽管如此，他还嫌不足。为了掌握更多的材料，他四处走访。遇到需要的材料，或设法购回，或借阅抄录。东南地区，尤其是浙江一带的藏书处，他几乎走遍了。康熙十二年，他曾到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处查阅资料，并写下了《天一阉藏书记》。康熙二十二年，黄宗羲已经73岁了，还来到江苏昆山徐乾学家的藏书处“传是楼”，查阅文集300多种。尽管如此，黄宗羲还不满足，他认为学术研究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他谦虚地说：“《明儒学案》一书虽然搜罗颇广，但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还需要后人陆续访求。”这充分表现了黄宗羲尊重事实真相、要求充分占有材料的治学态度。
但是，占有了材料只是研究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第一步。黄宗羲认为，有了哲学家的许多材料，并不等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哲学家的思想。那么，如何从一大堆材料中发现哲学家的思想宗旨呢？对此，黄宗羲谈了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他说：“有的人总喜欢抄录古代圣贤的语句，然后再把抄来的语录拼凑起来，而对语录本身不加分析和综合。这样做的结果是只见语录，不见精神。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因此，这种只见语录不见精神的治学方法，是不可能把握哲学家的思想宗旨的。
另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治学方法，它是在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材料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篡要钩玄的加工制作功夫。经过这番功夫后，就能够从语录和材料中发现哲学家的基本精神。
那么，为什么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必须把握其宗旨、挖掘其精神呢？黄宗羲解释说：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思想家、任何一个学术流派往往都有其基本宗旨和一贯精神，这一宗旨和精神又是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思想体系的要领，因此，它最能体现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本质特征。所以，黄宗羲认为宗旨和精神是哲学学说创立者的“得力处”，也是哲学研究者的人门处。他说：“一种哲学，其所含有的义理可能是无穷的，思想体系也可能是庞大的。哲学研究者的使命就在于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出其精神和宗旨。相反，哲学研究者如果只是把自己所掌握的哲学家的材料不分主次、不论精粗地罗列在一起，即使其中包含着人类思想的精华，也只是混在一团乱丝之中，无法被整理和挖掘出来。因此，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而又不注意把握其宗旨，就如同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夏一样，不得月氏之要领。”。
但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流派的宗旨，并不是随便就可以从一些语录和章句中摘抄出来的，它需要研究者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功夫，如此“功夫积久”，才能从语录中见精神，从微言中见大义。对此，黄宗羲曾深有感触地说过一句话：“夫圣学之难，不特造之者难，知之者亦难。”意思是说圣学的困难不仅体现在圣人在创造其学说时是困难的，而且还体现在后人去认识和学习圣学时也是困难的。对于“知之”之难，黄宗羲是深知其甘苦的，因为他自己所撰写的宋、元、明三朝学案，就是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工作后才把握了哲学家的思想宗旨的。例如，他在研究理学、佛学、心学三家思想的界限时，只用了一个“理”字就把各自的思想宗旨说得明明白白。他指出：程朱理学的特点是“心外寻理”，认为理与人心无关，理在人心之外；佛学的特点则是“外理守心”，即不谈万物之理，甚至不承认还存在着真实的物质世界之理，而只是一味地执着于人心，认为只有人心才是真实的，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是虚幻的；心学比理学和佛学都要优越，因为它的特点是既讲心，又讲理，是在心中求理，认为“心即是理”。在作了上述分析后，黄宗羲说；“儒、释界限，只一理字。”
黄宗羲认为，考察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只有首先把握了哲学家的思想宗旨，然后才能分源别派，从中寻找出前后一贯的逻辑线索。由于他认为心学的本质和宗旨就是把心和物、主观和客观结合起来，从人心出发来把握外物，并认为只有这样的哲学路线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把握宇宙、人生根本之理。因此，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黄宗羲对明代哲学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如下概括：“有明之学，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意思是说明代哲学的发展是从心学的第一个代表人物陈献章（因陈氏为广东白沙里人，故以白沙代其名）开始的，发展到王阳明（因王氏为浙江余姚人，而余姚境内有姚江，故以姚江代其名）后，心学的基本思想就都明确提出来了。
当然，黄宗羲以“心学宗旨”来贯穿“明室数百年学脉”，表明他的思想中确实还存在着王阳明思想的“余枝”，也表明他未能跳出封建社会师承门第观念的思想藩篱。这是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不彻底的地方。
3．各人自用，提倡创见
黄宗羲认为，就某一具体事物的认识来说，真理只有个，但人们达到真理的路却有千条万条，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从这一原则出发，黄宗羲要求治学的人应当多视角、全方位地来挖掘和探索真理，以创新的精神发展前人思想的精华。
黄宗羲提出，学术研究不能因袭前人，应当着意于创新。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是依门傍户，凡是照着样子画葫芦的人，或者是流俗之士，或者是只知死读书的书呆子。”因此，他主张学术研究应当允许和鼓励“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因为一个学者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往往就是他有所创新的地方。“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虽然与一般所理解的难以吻合，但却从另外的方面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到达真理的途径h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相反相成的道理。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如果盲目求同，“以水济水”，就会使人类文明的长河成为一潭死水。相反，如果从“不同处”着眼，使相反者相成，互斥者互补，那么，人类智慧的长河就会日新不已地向前流淌。
使黄宗羲感到遗憾的是，当时许多人都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在做学问时把达到圣贤的思想境界、弄清楚圣贤的思想认识作为自己追求的极致目标，因此，他们在治学的道路上往往抄袭先儒成说，并以此来衡量古今，于是，稍有不同于圣贤的思想，就被他们抵毁为离经叛道。黄宗羲指出，这样一种恶劣的学风已经严重妨碍了人类对真理的探求，使人类智慧这一“灵根”变成了“焦芽”和“绝港”。他说：“如果把大海比做真理的话，那么，长江、黄河、淮河、汉水、经河、渭河等等，就是到达真理的许多不同的途径，它们来自不同的地域，都在日夜不息地奔腾流淌，但等它们到达大海以后就融而为一了。假如大海说：“你们这些水，来自不同的地方，有自己不同的源头，而且还有缓急平险、清浊远近的不同，因此，不能把你们都当成一类东西归到一起来，你们就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吧！”这当然是一个寓言式的比喻。但黄宗羲指出，假如这个比喻中“大海”说的话能够成为现实的话，那么，整个中华大地就会水涝成灾，混乱一片，濒于海边的蓬莱仙景也将不复存在了。而那些喜同恶异的人，与此又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物质世界既是无限的，又是多层面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世界认识完毕，任何人所求得的真理都只是关于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和层面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宗羲说：“历史上的思想家由于其学术渊源不同，师门宗旨存在差别，因此，他们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也就有深浅详略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不肯以懵懂精神去承袭他人糟粕，都有个人独到的创见。这就要求研究者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薄此厚彼，而应当正确地认识这些不同的学术思想中所包含着的真理的颗粒，把握其宗旨，辨别其源流，以便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获得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真理。”黄宗羲在编写《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时就严格遵循了这一思想，屏弃了喜同恶异的门户之见，注重哲学家的相反之论。他认为按照这种指导思想撰写出来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就如同大路中间的一大坛酒一样，不管你拿着什么样的酒具去喝，都会尽兴而去。
黄宗羲提倡创见，重视“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对自己的同门学友也不文过饰非，采取了客观公正的态度。他的同门学友郓仲升是刘宗周的得意门生，曾著《刘子节要》一书阐述刘宗周的学术思想，并对黄宗羲说：“现在熟知老师学问的就只有我和您两人了，因此，在讲述老师的思想和观点时，应该保持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底下稍为通融一下。”对此，黄宗羲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他说：“老师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独到的宗旨和精神，而不是盲目求同于先贤。我们怎么能为了取得一致的结论而违背老师的治学宗旨呢？”所以，黄宗羲后来讲述刘宗周的思想时，都是自立教案，始终不参照郓仲升的《刘子节要》。针对这件事情，黄宗羲感慨地说：“郓仲升身为老师的高徒，但对于老师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治学思想还不能真正领会，更何况是其他人呢。”
总之，黄宗羲倡导的“自得之见”和“相反之论”，要求不同学术观点的并存，强调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学术史观，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发出的学术自由的呼声，是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向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发出的呐喊。
选自《少年哲学导向丛书》 |
